青年时期的沈兰芝

上世纪50年代的沈兰芝

1932年2月，中共溧阳特别支部创办了溧阳历史上第一张党报——《溧阳日报》。参加办报的有狄超白、段超人、沈兰芝、茅荣林（非党员）、蒋星德（非党员）五人。其中，沈兰芝任社长，狄超白任主编。社址设在溧阳城内同乐巷的沈兰芝家中，经费由沈兰芝资助。

出生于富裕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沈兰芝（1910-1988），是《溧阳日报》第一任社长，亦是近代四川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从溧阳辗转至四川，他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革命的至死不移。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对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为了解沈兰芝生平事迹，记者通过多方寻访，在北京采访到了沈兰芝之子沈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听他讲述沈兰芝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出身富裕  变卖家产投身革命

“我父亲真的了不起，他9岁丧父，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他从小接受进步思想，胸怀报国之志，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沈越告诉记者，在他印象中，父亲身上一直带着一件珍贵的“宝物”——信念！“他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沈兰芝早在中学时代，在大革命的影响下，思想进步，追求真理。1928年，在中学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开除出校。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政策的影响下，沈兰芝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入了抗日爱国的斗争。1932年2月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的“二一学社”，并和一些党员、进步人士一起办起《溧阳日报》，他担任社长。

“那时，我父亲衣食无忧，在当地算是富足，但是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办起了报纸，为了筹措经费，不惜变卖家产。”沈越说，当年，沈兰芝花200多元从苏州买来一批由美国进口的无线电元件，安装成一台五灯收音机，收听和记录国内外新闻。

1932年2月20日，《溧阳日报》正式创刊。这是一张四开、排老三号字、以发表记录新闻为主的地方报纸，由竞华印刷厂承印，印数为几百份。报纸宣传“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与日寇委曲求全的消极抗战行径，号召抵制日货，以此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这份报纸在溧阳地区被干部群众视若珍宝，它传递着党中央的声音，激励着干群的斗志，在那段艰难困苦的特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报纸还发表狄超白采写的《育婴堂的调查》《监狱视察记》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得到各界的重视和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溧阳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注意和仇视。

1932年3月中旬，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王善堂、路大奎等被捕叛变，供出溧阳党组织。于是，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打电报给溧阳县政府，指名逮捕李幽青（即狄幽青）、郭青云（即葛春霖）、陈达（即陈智方）三人。狄超白被捕后，《溧阳日报》被封。这张党报虽只办了7期就在专制统治下停刊，但就是这份当年从溧阳城内同乐巷平房里诞生的饱含墨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使得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政治觉悟得到了新的提高。

《溧阳日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沈兰芝和一些党员被捕，在敌人的刑讯面前，他立场坚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被保释。他于1932年3、4月间在溧阳加入了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县委机要交通员、宣传部长。在白色恐怖下，他机智、沉着、坚定，多次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1933年冬，溧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沈兰芝幸免于难，流亡于上海、苏州，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在白区地下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没有丧失革命信念，仍然从事一些进步活动。

1936年8月，沈兰芝重新与党取得联系，在南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沈兰芝重返溧阳，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溧阳县抗敌服务团，他担任团长，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3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他到国民党潜山县政府任教育科长，以后又到无为县货物检查处工作，他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为新四军筹粮、筹款以及其他紧缺物资，为新四军根据地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包围下面临极大困难，在这种严峻的时刻，沈兰芝于同年5月毅然来到淮南路西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1941年10月重新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沈兰芝长期在我军从事后勤工作，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完成繁重的后勤工作，他不怕牺牲，不避艰险，多方筹划，尽心尽力，为保证部队供给，保证前线需要和根据地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东粮食局副局长、华东财委前方办公室主任。淮海战役中，他在第一线负责组织实施军需供应。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了陈毅同志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参加西南服务团 振兴城市经济

“四川可以说是我父亲的第二故乡，他的后半生的事业、坎坷与荣辱，都在这里度过。”沈越介绍，1949年冬，沈兰芝任西南服务团三支队政委，南下入川，在这里，他从事过财政、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机械工业、农村水利等方方面面工作，为大西南建设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一支很特殊的队伍，由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筹划并亲自命名、组建、培育，于1949年6月12日在上海成立，为的不仅是解放大西南，更重要的是建设大西南。“西南服务团”共计1.7万余人，骨干力量是战功卓越的6100多名老干部，另一部分是来自上海、南京、苏南、皖南等地的一万多名大中学生、青年职工，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的进步青年。

1949年，沈兰芝到重庆后任市军管会财政部长。在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忘我工作，奋发努力，认真学习接管城市工作经验，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从事经济调查，为迅速恢复和发展重庆和整个川东地区生产，振兴城市经济，解决人民生活，尽了极大的努力。

1952年四川省恢复建制后，沈兰芝主管工业行政管理工作，是四川省工业发展和建设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废寝忘食，一面筹划四川工业的发展，一面领导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广交朋友，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胜利实现了第一个五年的工业发展和对私改造计划。他从四川的具体实际出发，特别关注农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的发展，在四川恢复建制不久就着手建设化学肥料工业和农机工业，以后又根据四川水利资源丰富的特点，集中一批科技人员从事水轮发电机和水轮泵的研究设计，建设了一批制造工厂，打下四川农村小水电和提灌事业发展的基础。

1958年四川省机械工业厅成立，沈兰芝担任厅长，大力组织机械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发展钢铁工业服务，为自身的发展服务；六十年代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保证了机械工业的骨干力量，渡过了暂时困难；1964年开始具体组织四川机械工业的三线建设，使四川机械工业得到大发展，成为全国机械工业重要基地之一。沈兰芝是四川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国上将邓华因彭德怀错案牵连，被贬出军队到四川省担任副省长，负责分管全省农机工业，成为我父亲的直接领导。”沈越介绍，沈兰芝与邓华上将因志同道合，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私人情感，一道为四川省的农业机械生产和推广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遭到打击和迫害，一直到后期，才恢复工作，被安排为四川省农机局副局长，后被选为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享受副省级待遇。”沈越说，沈兰芝在晚年全身瘫痪的时候仍然坚持每天看报，关心国家大事，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还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提出要重视交通运输，加快发展汽车工业等建议。

回顾沈兰芝一生，令人敬佩。他历任中共溧阳县委创办的《溧阳日报》社社长和中共溧阳县委机要交通员、宣传部长，溧阳县抗敌服务团团长，新四军淮南路西办事处财经科长、局长，苏南一地委财经局长，鲁南地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粮食局副局长，华东财委前方办事处主任、华东财委副秘书长，华东粮食局副局长，重庆市军管会财政部长，川东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四川省财委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主任，四川省工业厅、重工厅、机械厅厅长，四川省农机局副局长、顾问等职。1956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1979年当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1988年4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