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发今

今年春天，本文作者（右二）在上兴镇后梅村采访薛洪坤（左一）等村民

1984年5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溧阳果园来了一位珍贵的客人。当从南京方向过来的一辆小轿车右拐驶进南大果园时，正在果园里干活的工人们好奇地盯望着这辆难得一见的高档轿车。当他们看到匡亚明那高大的熟悉身影从轿车里出来时，果园里的人们惊呼起来：匡校长回来啦！匡校长回来啦……并从各处朝小轿车奔来，争抢着同久违的匡校长握手、问好。匡亚明满面春风地一边同大家打招呼，一边用目光扫视着人们，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人。一直在果园工作的刘兴俭问道，匡校长，你找谁？匡亚明说，小老鼠呢？刘兴俭说，他早已回到戴埠老家去了。匡亚明听了若有所失地点点头……当匡亚明提起小老鼠，一瞬间在场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匡校长在果园蒙难时的一些往事：

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1968年，正是匡亚明被“打倒”后，接受“群众专政”、蒙受苦难最多的岁月，不仅要接受批斗，还要参加劳动，打扫厕所和环境卫生。1967年秋天，匡亚明被造反派揪回溧阳分校，同果园的工人们、分校的师生们，一道参加挖水库，挑土方。当造反派故意往匡亚明挑的秧篮担里多装土块时，小老鼠就会从旁边跑过来，用挖锹扒掉些土块，并怒气冲冲地责问造反派，匡校长年纪这么大了，你们还要他挑这么重的担子，这不是想整死匡校长吗？小老鼠大名叫唐生福，因个子矮小，人又机灵，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老鼠。但他心肠好，乐于助人，看到匡校长被造反派们这么欺侮，总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溧阳果园的果树需要大量的有机肥料，上兴中学厕所里的粪便，一直包给果园使用。造反派们为了整匡亚明，不仅规定他每天早上要打扫厕所，还要他拉着粪车到上兴中学去运大粪。从上兴到果园的砂石公路，一直是上坡路。每天早上，匡亚明独自一人，肩背车带，弓着身子，使尽全身力气往上拉车，总是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小老鼠看到匡校长拉粪车很吃力，总会跑去在车后帮着推粪车。造反派们指责他时，他两手叉腰，横眉冷对，摆出一副要拼命的凶相，造反派们竟拿他没办法……

匡亚明没见到小老鼠，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小老鼠是个好人啊。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随后，他又问起一个人：小董还在这里吗？刘兴俭连忙说，董其贵在这里，还是在食堂里烧饭。匡校长高兴地笑道，这就好，小董烧的焖鸡蛋真好吃，今天我还要吃他做的焖鸡蛋。刘兴俭笑着连连说道，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去安排。匡校长笑着拍拍刘兴俭的肩膀，说道，别着急，你们还是先陪着我到果园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些年，虽然我人在南京，但心里经常会想起溧阳的果园、我们南大曾经的溧阳分校，想起果园的工人老大哥们。在我落难的时候，你们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千方百计地施以援手。那时我爱人丁莹如带着十岁的儿子，被下放到溧阳上兴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住在红旗大队后梅生产队社员薛洪坤家里，他们一家人对她母子俩也很好，溧阳的老百姓真好啊！匡校长感叹道。说罢，他抬起右手拍拍胸口道，溧阳人的情谊，我匡亚明是一直记在心里的。以后，你们如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南京来找我。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一定会尽量帮忙(匡校长确是信守诺言的，后来，薛洪坤等人有事，到南大去找匡校长，夫妇俩都热情接待、帮助办事……)，听了匡校长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工人们都很感动。于是，大家簇拥着他，沿着宽广的大道，欢声笑语地朝着原溧阳分校草棚大礼堂那里走去……

1986年9月，我参加了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秋季宣传干部培训班。在培训期间，国庆节前的一天下午，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孙家正同志（后被中央调到北京，先后担任国家文化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专门到省委党校来看望培训班同志。他还与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培训班同志对如何搞好宣传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座谈会前，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光炜同志，向孙家正介绍参加培训班的每个成员。当王部长介绍到我是溧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孙家正盯望着我问道，你是溧阳的？我点点头答道，是的。他又问，你知道果园的南大溧阳分校吗？我说，知道。因为我舅舅家在上兴洋溪，我姨妈家在旧县潘南墩，都在果园南大分校旁边的。1967年正月头上，我到洋溪去向外婆、姨妈、舅舅们拜年时，特地从洋溪闸那边走到果园，到南大分校去看过大字报呢。孙家正笑道，我曾经在你们溧阳的果园南大分校呆过三、四个年头的。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还到上兴公社的后梅、洋溪、高梅墩等地开办夜校，教农民朋友们识字、学文化。但你们溧阳话很难听懂，有时候我们上课，还要请一个会讲河南话或者苏北话的溧阳人（因为他们祖上是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从河南、苏北等地移民到溧阳的），帮我们翻译溧阳话呢！培训班上的学员们听着都笑了起来。接着，孙家正笑眯眯地问我，发今同志，你为我们培训班提些意见和建议呢！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很爱读书。我认为当宣传部长，要多读书，知识面要宽。因此，我建议能否请领导考虑，为我们培训班成员发些理论、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以便让我们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多学些理论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孙家正听了微笑着点点头，随即偏过头去，对坐在他身边的王光炜说，发今同志这个意见很好，王部长，你就从培训经费里安排好了，买些理论、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发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培训班上的五十多名学员听了，立马热烈鼓掌起来……

1998年秋天。一天上午，时任溧阳市委书记的王悦林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发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到了王书记办公室后，王书记说，省委办公厅通知我们，省委常委、省委党校的胡福明校长，今天下午到溧阳果园来，要求我们接待好胡老。你也知道，昨天，我们已经通知今天下午要召开常委会，我走不开，只得请你代表我到宁杭公路上兴道口去接胡老了。你先陪着他在果园那里走走、看看，晚饭已由接待办安排在天目湖宾馆了。下午开完常委会后，我就赶到天目湖宾馆去。

在那天的晚宴上，胡福明校长兴致很高，饭菜吃得多，话也讲得多。王书记问他，胡老，您有好多年没到溧阳来了吧？胡福明点点头，随后昂起头思索一下，操着浓重的无锡口音说道，真的有好多年没来了。1965年、1966年我们初到溧阳，在果园创办分校的时候，那时候你们溧阳的农村真穷啊，上兴、旧县那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土坯墙、茅草房。一到夏天，男人们都是赤膊，仅仅在腰间束一个叫什么“水裉”，就是两片一尺见方的方形粗布，前一片、后一片，仅仅是遮住下身而已。而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们呢，到了晚上，坐在竹床上、门板上乘凉时，竟也赤膊、光着上身。当时，我们都把这个现象当成溧阳的一道“奇观”。王书记和我等几个人听着都笑了起来，并附和道，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溧阳农村的确是这样的情况。胡福明喝了几口砂锅鱼头汤，还用餐巾纸擦擦下巴上的汤水，接着说，这次到溧阳来，我看变化大了，上兴、旧县这边的草房都变成了瓦房、楼房，男男女女都穿得很好，没有看到穿打补丁衣服的人……说罢溧阳的巨大变化，王书记又与胡老聊起了他撰写的那篇轰动全国、影响深远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年秋天，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晓霞同志，陪同中央《求是》杂志社长兼总编的戴舟同志来到了溧阳。我问张部长，要不要请市委或市政府主要领导陪同？张部长说，他们工作都很忙，就别惊动他们了。戴社长这次从北京出差到江苏，主要是调研苏南企业改制的情况。今天是顺道来看看南大溧阳分校，然后就从溧阳直接回南京去了。主随客便，听张部长这么一说，就由我陪同张部长和戴舟社长到果园去。

戴舟同志是江苏省淮阴县人，中等个子，文质彬彬，是一位正部级领导。但他为人随和，言谈谦虚，没有一点官腔。他与我并排坐在小车后座上，一路上向我介绍了他的简历和到溧阳来的原因。他说，我是1960年夏天，从苏北淮阴县王营中学考入南大中文系专业。我原名叫戴美来。在“文革”中，有人说我这个名字不大好，于是我就改名为戴舟。1965年从南大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首都北京，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至今已三十多年了，经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锻炼和实践；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城市，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北京市委机关到中央机关，到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工作；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到国家干部，从一般干部到党员领导干部，如今成为中央部级干部。如今回忆起来，在几十年的风雨经历中，我所拥有的知识，每一个成长和进步，每一个力量和希望，都与在南京大学的学习、尤其是匡校长当年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1963年，匡校长从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之职，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在我的印象中，他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从严治校，精心组织教学，亲自为学生讲授政治课、马列理论课，为党员师生讲党课，教育广大师生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还特别注重对师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经常请省委书记江渭清、副书记彭冲等省委领导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以让师生们了解国际、国内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匡校长要求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就是给我们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全可以这么说，匡校长当年的讲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人生之路，坚定了我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战线上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