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2日8版）

许闻天还参与了策动陶鸿钊起义。江苏保安独立旅、镇江江防司令陶鸿钊参加“孙盟”之后，为策应解放军渡江，他将长江南岸的地形、水文和江防军事设施等情况，绘制成地图，并作文字说明，甚至将江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配备及作战方案等等，都交给了“孙盟”江苏支盟的张达生。张达生持着陶鸿钊签署的过江通行证，先后三次渡过长江，将这些资料送交到苏北人民解放军负责人手里。后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使陶鸿钊起义接应解放军渡江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孙盟“在苏、浙、皖、沪所收集提供的有关情报资料，为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江苏支盟对镇江焦山炮台和江阴黄山炮台所做的工作，也都收到了成效，当人民解放军在镇江、江阴渡江时，都没有遇到这两处国民党江防要塞军队的抵抗。

正当许闻天等人为迎接解放、积极进行军事策反的时候，“孙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底，陶鸿钊被军统特务毛森逮捕。1949年3月，军统又逮捕了陈惕庐、张达生等十多人。在这期间，“孙盟“在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地方组织也同时遭到破坏。1949年4月10日，许闻天、金绍先两位立法委员在参加国民党立法会议期间，在南京文风书店（“孙盟”的秘密联络点），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幸好金的”孙盟“身份尚未暴露，很快就得以获释，而许闻天则被戴上镣铐押往上海。金绍先获释后，一面向立法院报告他与许闻天的遭捕经过，一面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事实真相。按照规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开会期间不应逮捕，军统居然违法悍然为之，引起全体立法委员的公愤，强烈质询要求行政院出面干预释放许闻天。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中共在广播电台中也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逮捕立法委员、有意破坏和谈，使得国民党赴北平的和谈代表也对此表示不满。京沪线上的报纸杂志，每天都有关于许闻天被捕的详尽报道，一时舆论哗然，哄动全国。当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在副总统竞选时，许闻天与“孙盟”曾予助选。李宗仁记住这点，因而迫使行政院长何应钦电令汤恩伯，指定毛森释放许闻天。毛森这才放了许闻天。而被非法逮捕的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方志农、王文中五人，则于1949年5月被枪杀于上海宋公园。

此外，许闻天还参与了策反浙江省保安部队起义、策反蒋经国的军官教导队长贾亦斌起义，和策反贵州省一个保安团起义等十多次军事策反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许闻天还曾作过一些农民运动方面的工作。比如发动苏南的溧阳、宜兴等县一些地区的农民抗兵、抗粮运动。在“孙盟”溧阳负责人彭坤元等组织下，在1948、1949两年，确实做到了不出壮丁、不交粮食的一致行动，宜兴县长李乙飞、溧阳县长刘古桂也感到众怒难犯，无可奈何。1948年冬，国民党国防部为了准备在打败仗后的退路，修筑一条通过溧阳到金坛的公路，也由于全体县参议员及地方人士的一致反对而作罢。

南京解放前夕，许闻天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迫害，只得潜伏在溧阳竹箦镇陆笪下宅村的陆止信家。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转至上海，住在宦乡（地下共产党员，与许有姻亲关系）家中。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电报，要他到北京去。1949年7月底，许闻天到达北京，向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了“孙盟”的有关情况。与此同时，“孙盟”留在上海的几个负责人侯桐等人，也向中共华东局统战部汇报了该组织的情况。华东统战部长吴克坚、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局长何以端，邀约侯桐、韩梅岑、陈建晨等数次座谈，肯定了“孙盟”为民主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商讨了“孙盟”的善后工作。不久，“孙盟”召开了一个包括苏、浙、皖、京、沪等支盟在内的大会，许闻天接到侯桐的信后，也南下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孙盟”决定宣告解散，其成员一般都并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为“民革”。

积极工作 建设新中国

1949年9月中旬，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决定邀请“孙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由许闻天、邓昊明代表“孙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会议共六百五十五名代表。由于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因而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第一届政协会议实际上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在北京等重大事项）。周恩来总理在报告政协代表名单的协商经过及其代表的广泛性时，曾说明“孙盟”虽然是一个不太大的政治组织，但也安排两个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明：“首先，应该说明政协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国民党政府曾有个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区分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明几个问题。关于党派的标准，凡是去年五月一日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这个标准决定的。除了这十四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士列入特邀单位……”就这样，许闻天、邓昊明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庆典，见证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许闻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国家中枢，政务院参事室之职掌的工作有：一、关于政策、法令、法案等之研究及草拟事项。二、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送给政务院的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三、关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四、关于政务院与所属部、委等方方面面之间工作联系事项。五、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许闻天积极参与中央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各项学习、视察、慰问、调研等活动，1951年曾和卢郁文一起，随陈云副总理赴中南地区视察财经工作，以后又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

许闻天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民革的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闻天努力实施民革的各项政治决议，推动和组织全体民革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三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做好岗位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许闻天作为组织部长带领调研组在上海蹲点，运用“神仙会”形式，进行形势教育，促进了党员服务与改造的积极性。总结出“依靠中共，结合中心”的工作方针，推动党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围绕中共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工作经验，进而在民革各级组织中交流推广。“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革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许闻天对此非常气愤。但是，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的新时期。1977年10月，民革恢复活动。许闻天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却仍把民革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执行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尽心竭力。

1982年6月17日，许闻天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享年80岁。他逝世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都作了报导：“许闻天同志是江苏溧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解放前先后担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秘书长、立法委员等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遵循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英明决断。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解放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积极从事民主活动，他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为瓦解国民党反动当局、迎接解放，积极进行工作。1949年春，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屡遭迫害，但仍然积极地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对许闻天同志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许闻天先生是我们溧阳的一位先贤，已列入《溧阳县志》人物传，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史》人物传等史志，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主要参考资料：

《溧阳文史资料》第六期许闻天的《我的简历》

《宜兴文史资料》中的《宜兴抗战史》等史料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史料选辑》等史料

《将军无泪》一书中的《三遇许闻天》（李伟著）

作者在撰写此文时，得到了许闻天长子许炳华、次子许荣华，溧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陶松林，宜兴市档案局副局长宗伟方、卫平，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宏波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现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