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誉澄

在上文艺美学这门课的时候，提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老师说，中国未来很有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内力冲破现代性外壳的状况，从而实现以天下观代替现在的国家观，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也不过是这三四百年的事。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在读完这本《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之后。

这本书是茅海建先生的代表作，也是近现代史研究上的经典之作，对于鸦片战争中的诸多历史问题，茅海建先生在这本书中给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也引发了学界的一些争论。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于部分的观点以及视角，并没有一种完全的耳目一新感，因为我在进入大学之前，曾经读过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虽然有人认为蒋先生的一些观点可能受到了一些个人立场的影响，但是这本书当时依然给予了我很多的震撼，让我意识到，在中学课本之外对于近现代史的一些问题，学界还给出过这样一种解读，还有这样一些史料，可以对于认识历史人物起到这样的补充甚至是修正的作用。

我们今天对于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众多关键历史事件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由于民族情感乃至民族主义等等因素，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当时的中国放置在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的位置，因而对于当时中国的一些作为都是抱着“哀其不幸”的态度，我们对于外来的侵略者保持着一种控诉，抗议甚至是指责的姿态，而对于我们国家与民族自身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则往往给予的反思不够，我想，这也正是这样一本书的意义之所在，因为这样一本书能够对于这样的一种学术思潮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贴近历史的真相。

就这本书具体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言，在情感态度上，我始终对于林则徐怀有一种敬意，即便是我在认可茅海建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林则徐对于西方的认识以及对于清政府自身的了解不那么深刻，并且存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这样的观点之后。茅海建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流露出了不少对林则徐的批评之意，茅海建先生认为林则徐犯了事先没有真正认识到英军的强大，制定了错误的应对策略等一系列错误。但当在对于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产生比以往更为清楚，更为全面的认识以后，我更加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受到闭塞环境局限与理学思想深刻影响的士大夫，林则徐能够迈出主动了解西方的步伐，并且即便是在遭遇贬谪之际，依然能够以戴罪之身，积极出谋划策（尽管提出的策略实际上缺乏可行性与实用性），这种能够勇于突破固有观念与知识格局的做法，以及他这些个人行为背后所包含的爱国心（当然他的爱国心与忠君之心密不可分，这一点无须讳言），依然能够打动我，当然我也相信，也能够打动除我以外的很多人。

书中关于林则徐、琦善、杨芳、伊里布、奕山等人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命运浮沉，给人一种诡谲的观感，遭遇处罚最重者，未必是实际犯错最多，对于帝王最不忠心，办差最不称职的人，而这一切，几乎完全取决于应对皇帝的心计与手腕，啼笑皆非之际，也令人深感，中国传统政治机制确实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它再也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形势，即将要走到腐朽与破败的尽头。

鸦片战争过程中清军的一次又一次惨烈的失败，看到让人几乎麻木，无论是多么精心的准备，仍然难以改变被英军轻松击败的局面，虎门，厦门，镇海……清军的每一次失利，似乎都是在扇这个偌大帝国的耳光，清军的冷兵器在英军的炮火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然而军事上的近代化却在足足二十年北京陷落之后才开始。给我感触深刻的是，在战争过程中，清军由于要履行类似于今天警察的职能，因而在作战中常常受制，缺乏机动作战的能力，而在我印象之中严格意义上清朝的警察制度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出现的，这已经距离鸦片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之久。哪怕当时的军队已经成为了茅海建先生在书中所说的“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仅仅从最直接的军事的角度而言，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中，都变化得那么慢！

外交上的失败更是令人痛心，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清代官吏都对于当时通行的国际谈判的规则进行了解和涉猎，哪怕是在1870年，鸦片战争过去三十年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的条约依然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我时常想，在鸦片战争之后，和英国、美国、法国，乃至比利时、丹麦等国之间的条约签订中，如果主办的官员具备一些基本的近代外交常识，古老的帝国又能够避免多少权益的丧失。

而这一切，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因于所谓的“天朝”观念，我以为这样的一种观念之牢固，不仅在于它为当时的众多人所承认，而且在于它始终受到理学思想，政治文化，考试机制，官僚体制等等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关联的诸多文化内容，构成了一个几乎牢不可破的体系，以至于在经历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等之后，它不断地被冲击，解体，但依然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顽固性，直到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被彻底推倒。支撑这种“天朝”观念的土壤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再去谈过去的所谓“天下观”，我以为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早在清代康熙皇帝统治时期的《尼布楚条约》上，清政府的代表就签下了“中国”的字样，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这似乎只是开明君主的一次灵光乍现，而它距离我们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观念，还是那么的遥远，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实在经历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