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冤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谁造成此千古奇冤？

明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写道：“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首词一针见血地指出：奸相秦桧罪大恶极，与之狼狈为奸的宋高宗赵构，是造此奇冤的罪魁祸首。

“靖康之变”后，赵构即位于应天府，史称宋高宗。因叠遭金兵追杀，颠沛于江浙的建业、越州、温州等地。由于宗泽、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率军民浴血奋战，救国于危亡之际。特别是岳飞所率“岳家军”纪律严明，出奇制胜屡败金兵，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最后，金兵在河南朱仙镇被打得溃不成军。南宋军心大振，正待指日渡河直捣黄龙府。赵构却采用秦桧所提向金妥协媾和之策，连下12道金牌召回岳飞，解除岳飞兵权。继而诬陷岳飞谋反，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于临安“风波亭”。任由父兄（徽宗、钦宗）沦于敌手，化作异国游魂。

如今游览杭州“岳王庙”，回廊的石碑上，还依稀可见当初赵构题写的“精忠岳飞”四字。既然当初倚靠岳家军打败金兵，保住南宋江山，赵构为何还要加害岳飞？文徵明的《满江红》词点破了赵构不可告人的心机：假如将金国彻底打败，让徽宗、钦宗返回，现为南宋皇帝的赵构“此身何属”？还能稳坐这皇帝宝座吗？而让自己的父兄“长驻”金国，即可将这一“烦恼”一笔勾销矣！秦桧的妥协媾和之策“正合朕意”。因此岳飞被赵构视为妥协媾和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为此不惜假手秦桧，造成“风波亭”这一奇冤。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斗转星移，岳飞冤案300多年后，明代的于谦冤案，使人惊叹宋高宗卑劣心机的“先见之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初秋，瓦剌也先大举进犯。英宗亲征，在土木堡被俘，京师震动。于谦时任兵部左侍郎，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国不可一日无君”，提议皇太后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挫败瓦剌利用英宗进行政治讹诈的图谋。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卫。十月，也先挟持英宗破紫荆关威胁京师。廷臣倡议南迁，众心动摇，于谦大声抗辩道：“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在此，百官万姓在此，今不守此，大事去矣！昔日宋高宗南渡之事可鉴也。”守议既定，于谦部署坚壁清野，分遣诸将列阵九门迎敌，亲自督战，最终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提出议和，明朝接回英宗，安置南宫，称上皇。景泰八年，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等，趁景帝病重，发兵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诬陷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谋虽不成，罪亦当死。”英宗初尚犹豫道：“于谦曾有大功。”继而顾虑不杀于谦，则此次复辟“无名”，于是于谦被害。后人评价于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至伟。《明史》载，籍没时于谦家无余资“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7年后英宗死宪宗继位，为于谦平反，遣使祭于谦之墓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震惊天下的这两次皇帝被俘事件，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了不同的应对之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但忠贞为国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岳飞和于谦，先后均被以“莫须有”罪名而冤杀。国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后人赞颂岳飞、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可也。宋高宗之流及其所任用的奸佞，为一己之私，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伤天害理丧心病狂，遭国人千载唾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