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本

说起赵某的“酒色问题”的根源，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酒字边上是祸“水”，色字头上是杀人“刀”。“红颜祸水”是古人具有轻视女性的一种观念，根源往往在男性本身。赵某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通过当兵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对于酒色原本是很克制的。何故作为领导后，拜倒在两位年轻女性的石榴裙下？也许有读者为他惋惜，会认定不是那个庞老板的进言和诱惑，他不至于此。其实本质问题是他深藏内心的自卑心理的外在表现。

记得活跃于如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中有一个可耻的腐败分子——孙盛。他是从如皋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干部。他成为干部后，不仅生活腐化，而且霸占民女，最后遭到审判，被击毙。孙盛是一位具有封建色彩的干部，他参加革命工作，图的正是荣华富贵。

《追问·危情记》中的赵某同样来自农村，仍有着潜伏内心的封建思想。他一路走来，实实在在为所在城市作过贡献。他初期的追求，只是停留在别人的赞许：一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因为工作能力，能够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他十分自豪。日后心中的变化，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他是农村人，被县城的初恋女友甩了。如此结局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深深地埋入了他的心底。他成为副市长后，居然像西楚霸王，毅然衣锦还乡——主动要求视察初恋对象工作的百货大楼，以示炫耀。他忘记妻子的恩情，“抓住青春的尾巴”——欣然结交了两个情人：“露出腐败的屁股。”农村人追求富贵（像如皋孙盛）也好，自卑心理作祟（像赵某）也好，酒色成为官员人性的软肋。不过人性的缺陷，正需要党性的弥补。个人是小，组织是大。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批判西方官员制定经济政策时，有句名言：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评判政策和进程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考虑目的，忽视结果）。对于官员个人而言，在新时代的中国，作为一名党员、官员，为人办事，应该多想想结果，要远离酒色，时刻为自己敲响警钟，听不见警钟的声音，必将迎来丧钟的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