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高

《红楼梦》第一回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至今未有人注意，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哪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精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是对《红楼梦》故事历史背景的交代。可惜至今未能引起红学研究者们注意。笔者随笔写下此文以略考证。

众所周知，所有文艺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是艺术，同时也是历史。同样，《红楼梦》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她的文字语言、人物性格、世风民情特别是政权更替、朝代变迁等方面，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虽然书上讲“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无朝代年纪可考……”但书中“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的描述，不正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世风民情的真正展示吗？因此，我们在研究《红楼梦》时，首先就要关注从小说文字中折射出的时代光泽，学会从多种途径来感知历史，捕捉时代信息，把握时代脉搏。而“世风民情”就是时代胎记、时代基因，不可改变地刻印在文学作品里。

那么，《红楼梦》第一回所描写的“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这一基因又是哪个朝代的胎记呢？

我们来看看明末清初，即从所谓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到雍正王朝近150年间，两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各有哪些特点？又有哪种“世风民情”更符合《红楼梦》书中所描述的现状呢？

首先，我们看看明末文人笔下的描述：

由于明代后期商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社会观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社会风气日趋堕落，文化商品化，用文化换取物质享受，则成为明末清初“世风民情”的重要特点。这种风气导致了两点结果：一是通俗文化的发展，二是色情文化的发展。这两点都可以通过凌濛初、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李渔的《连城壁》《十二楼》等不少作品得到体现。

李渔在其顺、康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肉蒲团》中这样写道：“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婬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糜荡极矣。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贴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那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

这段文字是对明末清初“世风民情”的经典描写，也是告诉世人他写《肉蒲团》这样的书，正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这样特殊的“世风民情”而已。读这段文字，与读《红楼梦》第一回中关于“世风民情”的文字的感觉，除了感到两位作者的写作手法、文字风格、意向表达都极相似外，更会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即：两部书中故事发生的时代是同样的历史背景、同样的社会风气，这两部作品都是迎合同样的“民情世风”的产物。

那么，顺康雍乾时代的“世情民风”又是怎样的呢？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两句诗写出了清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情。清前期曾屡兴文字狱，大量知识分子因文字获罪被杀。在这种酷虐的专制统治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敢参与集会，言行十分谨慎，唯恐被牵入文字狱中。他们著书立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弄口饭吃，不敢追求真理，直抒自己的见解。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

清史载1709年康熙诏云：“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俱应严行禁止。”1714年，康熙再次严法禁毁小说淫词：“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

康、雍、乾三位皇帝在他们统治的134年中，共制造较大文字狱161起。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这是清代禁书的真实写照。《清代禁书总述》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望洋兴叹。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这就是胡适“曹雪芹作者说”所说的《红楼梦》成书年代的历史背景。这哪里见到“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的“世情民风”呢？而能让“佚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的‘风月宝鉴’”，能在“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的文字狱高压之下刊行吗？

《红楼梦》作者明确告诉读者：《红楼梦》成书时间应于明末清初，《红楼梦》成书于“康乾盛世”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