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有幸三次参与了人口普查工作，分别是2000年的第五次、2010年的第六次和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道是：久有凌云志，今又做人普，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令人感慨不已。

2000年，我在村里负责人口普查。当时我刚参加工作，在一个偏远的村里挂职村主任助理，被安排的一项任务就是人口普查。我从小在县城长大，属于那种“韭菜和小麦不分”的人，农村工作对我而言陌生又新鲜。我每天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自行车，耳边回响着市领导的殷切嘱托“农村工作大有可为”，翻过一个小山岗，开始走村入户。村里的人口普查工作相对单纯，专业要求不高，而入户的时间很有讲究。白天是鸡犬之声相闻，人影不见一个，只能在黄昏时分抓紧时间走访。于是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村民小组长带着我挨家挨户敲门。“开开门，查户口啦”，听到小组长的喊门声，淳朴的村民们慌不迭的擦桌子、让座、找户口本。然后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在泛着油光的桌子上，我开始一家一户填表，工作结束已经是漫天繁星。就这样“查户口”一个月还有了意外收获，我发现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没有和同龄人一样上学，而是整天在村里四处游荡，原来孩子的父母觉得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家里条件又差，于是让孩子辍学准备外出打工。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得知情况后，立刻拉着村主任把这对无知的父母狠狠地说了一顿，把孩子重新送回了学校。只是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2010年，我在镇里负责人口普查。我在此期间对普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做人普，全靠一支笔，画图、填表全部手工完成。由于手工填写的表格需要通过光电扫描仪识别，全市几十万张表格必须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通过机器扫描。最紧张的时候是没日没夜通宵干，机器可以休息，人却不能。而且对汉字的书写要求非常高，必须认真严谨，端正规范，否则机器“不认识字”。我们在对村里的普查员进行业务培训时花了大力气“练字”，其中有一位老先生，性格幽默诙谐，大家和他在一起总是欢笑声不断。他是技术员出身，写字画图就像钢板刻出来的一样，工工整整。他精心绘制的图集，细分到每条路、每条河、每幢建筑、每个住房单元，装订成册后老厚一本，观者无不赞叹。有一次常州市人普办的领导来镇上检查工作，看到这本图集，大为惊讶，立刻复印了一本回去，作为示范在全常州推广。这本图集作为珍贵的资料一直保存在镇、村的档案室里，并在十年后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老先生已经去世多年，每当我看到这本图集时，睹物思人，眼前总是浮现出他乐呵呵地拿着铅笔绘图的模样。

2020年，我在市里负责人口普查。今年的人口普查相比过去可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铅笔橡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做人口普查可以完全不用一张纸，各种技术手段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从绘制地图环节看，今年采用了建筑物标绘系统，普查员可以直观地看到区域内所有建筑物的信息，只需要核对是否有新增拆除变化，并对建筑物的住房单元进行标注即可，再也不用在纸上一座一座画房子；从数据采集环节看，普查员手持移动终端PAD上门采集并直接往国家报送数据，再也不用一张一张地填写正式表格；从数据传输环节看，云计算的大规模运用，方便了普查员随时随地可以调取、保存、比对数据，并有效保障了数据传输的保密性；从资料收集环节看，通过将部门数据、行政记录与大数据库进行比对，普查员可以掌握的基础资料更多、更全、更新。但是科技的进步也是一把双刃剑，今年人口普查也面临着困难重重，比如普查员选调难。村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基层人手紧张，而很多普查员年龄偏大，对于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存在困难，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对象锁定难，目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户分离、空房户、空挂户、寄挂户”现象十分普遍，要精准锁定普查对象、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难度很大。再比如上门登记难，现在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个人隐私保护，普遍存在较强的防范心理，不愿意向外界透露个人职业、婚姻、住房等方面的信息，配合程度明显降低。普查员在登记中出现很多门难进、脸难看、话难问的情况。上述种种问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扰。

今年的国庆期间是人口普查的关键时期，全市绝大多数普查员放弃休假，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热情，战斗在普查的第一线，几个普查群的消息从早上六点一直闪烁到晚上十二点。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市人普办的技术骨干们还在热烈地探讨。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试问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