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是我们中华民族家喻户晓、世代传颂的先贤，如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英名。全国及东南亚地区，各种纪念他的设施数以百计，但“包公祠”只有三处。

25年前，我就去过合肥的包公祠，2012年，也曾到过肇庆的包公祠，今年5月和8月，又分别再谒了合肥和开封的包公祠。

肇庆包公祠，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文革”中被毁，1998年易地重建。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的“清风还在”牌楼，充满岭南风格，耸峙的钟楼、鼓楼，回荡着传统佛寺的“暮鼓晨钟”。包公“挥毫按剑”的立像和“捻须赏砚”的坐像，影现他“知端州军州事”三年的职业生涯。

开封包公祠，金代始建，因战火、水患而屡建屡废，现存为1984年的仿宋建筑。尽管一对汉白玉门狮，拖儿挈女，显摆着“六狮拱卫”的威严，但祠中已难见一样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就连“开封府题名记”碑，也是个赝品。碑上刻有北宋183名开封府尹的姓名，在包拯的名字处，已仅存一个发亮的凹痕，相传是人们“爱抚”包公磨就的痕迹。导游说，“那块‘题名记碑’确是北宋遗物，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开封博物馆，北宋时的‘东京城’已湮没在我们脚下8米深处”。

倒是祠内大量的匾额楹联，让人目不暇接，为人们追思包公留下了诸多线索。正门上“春秋有序，人民不亏时彦；宇宙无极，伟业尚待后贤”，眼界深邃，心胸壮阔，穿越古今时空，纵横天地浩荡；正殿前“正气塞乾坤，事属公私须有别；丹心昭日月，人归善恶自分明”，诠释了百姓爱戴包公的根本原因；正殿内“正气上彤廷，辄法郑公三疏，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选将实边，奏议服他匡谏笔；清风扬碧落，不持端砚一方，任刚毅，绝苞苴，威权贵，保民安业，丹青照我瓣香心”长联，概括出包公“正义凛然，匡正谏诤、不惧权贵、为民请命”的高洁一生。

合肥包公祠，由明弘治元年（1488年）庐州知府宋鉴在“香花墩”修建，后毁于“太平天国”，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筹银2800两重建，三面傍水，竹木荫翳，人言“包家祠堂李家修”。

平淡而朴实的门楼，恍若一户普通人家，只有“包孝肃公祠”门楣和那对“抱鼓石”，才显出它不凡的地位。门前的“青莲”照壁，谕示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峻节。

踱过门楼后绿树荫庇的小桥，享堂中包公坐像，蹙眉平视，正气凛然，上悬李瀚章“色正芒寒”回文体匾额。旁边的“宋包孝肃公遗像”石刻，线条清晰、生动传神，由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东督学徐琪出资摹刻其生前画像，身高不足一米七，白脸长须，面目清秀，是包公摘去“脸谱”后的真实仪容与风度，抹去我“黑脸包公”的一贯记忆。堂右“廉泉井”，于六角亭下泛出幽光，西侧“流芳亭”，在包公河畔荫蔽幽篁。“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写出他的铁面耿直与后世颂扬。

三座包公祠，虽历史沿革、建筑风格有所不同，但总体布局差别不大，文化意义更无二致，当然，最大的共同点当属三祠的“主人公”包拯了。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合肥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清官，人称“包公”“包青天”。

包公29岁（1027年）取进士，当年便请求朝廷改变江西建昌知县之任命，后又辞去改任的安徽和州监税之职，在乡侍奉双亲和守孝10年，39岁（1037年）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知县，上任伊始，因智破“牛舌案”而声名鹊起。历任谏议大夫、监察御史、端州知府、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等职，授“龙图阁直学士”。嘉祐七年（1062年），病逝于开封，时年64岁，宋仁宗辍朝一日，亲临吊唁，并追赠其“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包龙图”“包孝肃”。

包公一生，在财政、法律、监察等方面多有建树。他主张精兵简政，轻徭薄赋；在任刚毅无私，弹劾权贵30余人；权知开封一年多，“启正门，群奸丧胆；断关节，百姓开颜”，改革诉讼，整顿吏风，“威名震动都下”。“宰相之杰”张居正说，“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整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他的“孝、廉、忠、正”，更是影响后世深远。

“百善孝为先”，包公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孝子，他孝侍双亲10年不出仕，谥号“孝肃”，合肥包公祠正殿门上“包孝肃公祠”五个字中，“孝”字上面还多了一个“点”。

“廉”，是世人对他最一致的认可。1973年，考古队清理包公墓时，竟没有发现一方“端砚”。据说，盗墓贼曾留下“包公廉洁，吾辈佩服”八个字。“包公家宴”菜谱中，有“青椒烧带鱼”——代代清廉，“大葱炒白干”——清白人生，“莲子开口汤”——廉心一片。“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不得葬于大茔”，更是“包公家训”对后人的正告。

忠诚，是官员的起码道德。包公虽在至和元年（1055年）因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知池州，但他入仕26年，却升迁25次，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他“直道是身谋”，《宋史》称“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他的“峭直传古今”，连包公河里的鱼和藕，都是色黑如铁的“包公鱼”和藕断丝不连的“无私藕”，1958年，毛主席曾在合肥夸赞过“包公鱼”。

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包公故事，“狸猫换太子”“掷砚成洲”“铡美案”，他有“今古盆”“阴阳镜”“游仙枕”三件宝物，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大勇士，有“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铡刀，长着“太阴脑门”“日断阳间夜断阴”。那时，“年少不识曲中意”，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心目中的他，既是“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亦凡亦仙、神通广大”的超人。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深刻的“原始印象”常令我犯嘀咕：凭自己肤浅的历史知识看，与同时代的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相比，无论学识还是地位，也无论文治还是武功，包公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却能赢得比他们更崇高、更完美的后世敬仰！

不仅如此，无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有褒有贬的，但包公好像又是个例外！

何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否人们对他有份瑕不掩瑜的额外的宽容，或是他对传统伦理的人格诠释，博得文人加持，而“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还是像他这样的“清官楷模、正义化身”，才真正是百姓最需要、最亲近、最爱戴的“好官”形象！

莫非包公平生的这些“史实”作为，虽然相对他崇高的后世口碑而言，显得有点“虚弱”，但恰恰契合了中国人“敬清官、恨贪腐，扬孝道、贬忤逆，爱忠臣、恶奸佼，亲君子、远小人”的“普世”价值观，他的“孝、廉、忠、正”，样样都是百姓最愿望、最实际、最能感受的“实锤”。因而，无论在庙堂、市井中，还是在正史、传说里，他都成了“为人处世”的现象级IP。

加之，元代以来，后世文人以他为原型，将勾栏瓦肆里说书先生的“高谈阔论”和街坊里弄里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断神化演绎，把人们对“清明安宁”的希冀、“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至情至善”的憧憬，一股脑地堆砌在他的身边，天长日久，聚沙成塔，筑就了一座别人难以企及的“包公文化”丰碑——一座百姓心中理想“好官”的丰碑……尽管人们也知道，他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演绎成分。

纵观史册，不知凡几的风云人物，大多已沉寂于历史长河，有的甚至至今仍遭人唾弃，能像包公这样，万民敬仰、百世流芳者，实属屈指可数。表面上看，似乎是人民没有把他们装在心里，但本质是，他们曾经又把人民放在了什么位置？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

人间正道，在乎人心向背。毛主席曾说，“只有人民的事情办好了，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的事”“如果出现先办了自己事的人，那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须知，“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由此想来，被千年膜拜的包公祠，不仅仅是个历史遗存，也应成为一种精神传承，它连接着历史与未来，时时启迪人们：百姓心里有杆秤，称得出“谁亲、谁轻”。谁爱着百姓，百姓就念着谁，正如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老百姓就自然以我们党为核心一样。“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啊！这既是“包公祠”对我们的训诲，也是历史给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