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于1925年在法国为邵洵美画像。邵洵美特地将它复制在明信片上寄给盛佩玉。原作后来不知去向，此明信片则保存至今。

上黄的水母山北边，有一座小山叫栗山。在栗山的南坡上有一个坟墓，墓主叫邵洵美。邵洵美何许人也？读者朋友可能对他比较陌生。这位邵洵美先生，可是民国年间上海乃至中国著名的文化名人。他一生仗义疏财，助人为乐，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他的婚事也很浪漫、奇特。那么，这位当年上海滩上的著名文人，去世后怎么会安葬到上黄栗山上来的呢？

现在，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人其事。

邵洵美（1906—1968），原名邵云龙，浙江余姚人。民国年间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狮吼社、中国笔会的成员。与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同为“都市现代派”的代表作家。

邵洵美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邵友濂，清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清同治十年（1871），俄国借口中国法令不达伊犁，即以维持边境安全为由，强占我国领土伊犁。左宗棠平定天山南北后，中方代表崇厚在与俄方代表谈判中一让再让，在与俄方签订的《交还伊犁条约》中，丧失了许多属于中国的权益。朝廷急命邵友濂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协助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驻俄大使）同俄国据理力争。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交涉，重新签订正式的《中俄伊犁条约》，使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及其南境的领土，并争回一部分主权。邵友濂后来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职，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外祖父盛宣怀（亦即其妻盛佩玉的祖父），江苏武进人。他曾任清朝的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等职，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中国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现在研究洋务运动的学者，总结他一生所办的洋务新政，创下了十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办轮船航运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轮船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即今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私人图书馆。

邵洵美1906年生于上海，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转学南洋路矿学校（属南洋公学），1923年毕业。1925年2月，乘轮船赴英国留学。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考入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经济系。他从剑桥回到上海后，继承了万贯家财，好酒好赌，有些纨绔子弟的味道。他爱画画，爱文学，爱藏书，爱交友。他在自家豪宅里举办文学沙龙，胡适、叶公超、罗隆基、徐志摩、林语堂、林徽因、丁玲、沈从文、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张道藩、郁达夫等等，都是他的文友、好友。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曾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徐悲鸿、谢寿康、唐槐秋等朋友一到上海，总会先到邵洵美家落脚，而他总是食宿全包。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他有一句名言：“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当年，他创办出版社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但也有遗憾，他原来设想的《自传丛书》《新诗库》等计划，并没有全部实现。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毫无消息，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起来。刘是C.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位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邵看。邵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左联胡也频、柔石等五位作家的消息由此公之于世。鲁迅先生闻此凶讯后，曾愤怒地写下了《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其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著名诗句。

当时，胡也频、丁玲这对年轻夫妇，刚生有一个婴儿。胡也频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后，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即想把小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徐志摩也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凑到了一点款子，但仍是杯水车薪。邵洵美见此状况，急公好义，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归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同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立即与蔡元培、杨恩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邵洵美即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登在《时代画报》上，以示对当局的抗议……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女），当时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使项得以见到《论持久战》。项美丽将该文译成英文后，邵洵美立即将这篇文章在《直言评论》（《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又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列在单行本的前面。《论持久战》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在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向世界推介《论持久战》一书。

对待抗日，邵洵美态度是很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时代》刊物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的五弟邵式军当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送来5000元大洋，他严词拒绝。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朋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上海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都是邵洵美自掏腰包。有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洵美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邵洵美等人。所需费用46元大洋，也是邵洵美埋单的。

邵洵美的婚事，说起来也很浪漫。邵洵美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诗《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感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了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女儿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绒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盛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四个字，使佩玉倍感爱情的温馨。邵洵美在英国留学时，先是在剑桥大学经济系就读，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国诗歌。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不到两年，因为家里发生火灾，经济上吃紧了。加上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随即中断学业回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等。他俩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年1月27日）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时髦话题。

图为今年3月，本文作者（左）和作者同学吴惠（右）在邵洵美之女邵英子（中）上海家中采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