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小照（1962年）

我国著名女作家菡子同志，是我们溧阳人。

最初，我是在读初中时听语文老师介绍的，知道菡子是我县茶亭人，写有散文名篇《和平博物馆》《黄山小记》等等，仅此而已。我认识菡子同志，是在1980年春天，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那天傍晚，我正在办公室里拟写文稿，门外进来一位身材魁伟的五十开外的中年妇女，轻声问我：“同志，这里是溧阳县委吗？”我点点头。见貌辨色是我们当秘书的职业习惯，我需了解她的身份和来历。因此，我一边为她泡茶，一边与她交谈并留心观察她。只见她头上扎着一块褐色方巾，上身穿件卡叽布春秋衫，肩上挎着一只军用挎包，脚上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大号解放鞋，脚边放有一只黄色提包。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微笑着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又在笔记本里拿出一张上海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递给我。我一看介绍信，惊喜地说：“您就是作家菡子同志？”菡子笑着点点头，说：“为了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情况，我特地向组织上要求，回故乡溧阳搞些农村调查……”在我的想象中，中国著名女作家，衣锦还乡，肯定是前呼后拥，小车接送。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竟是如此朴素、实在，朴实得简直像位普通的农村大婶。她解下头巾，在简易沙发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喜滋滋地说：“我又喝上家乡的水了！”我恭恭敬敬地在她身边坐下，说：“县委、县革委领导都下乡了，我同县委招待所打个电话，您先在招待所住下来，待领导们晚上回来后，我立即向他们汇报，并随同他们去看望您。”菡子连连摇手：“他们工作都很忙，别惊动他们。我到县委报到一下，在招待所住两个晚上，过几天我就住到同学或熟人家去。”

仅仅隔了两三天，菡子就住到了大众影剧院附近的程老师家中。我跟随着县委书记吴华生等县领导多次去看望过她。县委领导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们来帮助解决。菡子笑道：“谢谢书记的好意。我回到故乡，熟人比较多，有困难我自己克服。至于要求嘛，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到农村基层去，我要实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县委领导说：“我来当向导，陪您跑跑。”菡子笑着挡驾了：“你们工作都很忙，在溧阳我是熟门熟路的。再说你是县太爷，老百姓可能还会怕你们哩，我也听不到真话了。真正要是方便的话，就让小路同志陪我下乡跑跑吧。”就这样，我有幸跟着菡子下乡，亲眼目睹了她进行农村调查和采访的风采。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跑的第一个村是沙河公社南钱后队，因为这个村也是我县最先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之一。据县委掌握的情况，因为此村同安徽郎溪的麻园较近，安徽包产到户的浪潮波及到南钱，这个队在两年前头就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到年终，效果非常明显，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十分高兴。因为同当时上级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文件精神不符，所以县委不支持，也不反对，采取了等待、观望的态度。菡子同志要了解农村改革的情况，县委领导就介绍了这个生产队。

县委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到沙河水库管理处之后，我陪同菡子顺着沙河水库（现名为天目湖）西灌渠大堤，一路走，一路问，找到了南钱后村。村上人见来了两个陌生人，都用惊恐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连在村口池塘边淘米洗菜的，和正在“砰砰叭叭”地用棒杵捶衣的七八个女人，也都停下手中活，好奇地望着我们。我看到池塘中还有一群鸭子在水面上“嘎嘎、嘎嘎”地叫着，不知是欢迎我们还是驱赶我们。此时，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年轻小伙子，挑了一稻箩担草木灰与我们擦肩而过，我连忙问：“同志，你们队长呢？”“队长不在家。”小伙子甩下一句话，继续往前跑。我追上几步，“副队长呢？”小伙子抬手一扬，“在那边田里干活。”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果然在田头找到了正在做田埂的副队长钱家龙。这是个有些文化的种田汉，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中方乡乡干部，因为个性倔强，同区工委书记吵架后辞去工作归家种田的，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听了我们的来意，钱家龙开始只是倚在挖锹柄上抽烟，不说话。菡子猜测他有思想顾虑，就先表态说：“你们包产到户的做法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所以不用害怕什么。”钱家龙听了偏过头来，问道：“真的？”菡子响亮地回答：“当然是真的，这是最新的中央精神！”“哦，这样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怪不得这几天广播里在播安徽、四川的经验呢。”说罢，他放低嗓音说：“你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吗？”菡子摇摇头，继续听他讲：“我们这边不准搞包产到户呀，听说这两天公社书记要到我们村上来抓人的，还叫派出所的人带几副手铐来呢。”菡子听了笑道：“没那么严重吧。”钱家龙急了，赌誓罚咒地说：“鬼才骗你呢，我们村上有人在公社里听到的，这还有假？你是大作家，到公社里去要为我们老百姓讲讲话呀！”口气几乎是央求了。菡子痛快地应诺道：“好的，我一定为你们讲话！”听了钱家龙刚才的这些话我才明白，难怪村上人都用那种疑三惑四的目光看我们了，原来是担心上头有人到村上来抓人啊。菡子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呢？”钱家龙“哎”地叹了口大气，说：“要讲的话很多，简单点讲呢，一句话，就是要过点好日子。”菡子听了连连赞叹：“老钱，讲得好，讲得好。”她后退几步，一屁股在长满青草、马兰的老田埂上坐下，并用手拍拍田埂，招呼钱家龙说：“来，你也坐下来歇一会，我们来好好地谈谈。”

钱家龙顺从地坐到菡子身边，一边抽烟一边说：“我们队里126个人，183亩水田，平均一亩三分地一个人。我原是中方乡财粮员，我记得解放初期的互助组、合作社时期，我们农民还过到点好日子的，大跃进之后，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大呼隆把大家都捆在一起，农民种田种什么、怎么种，都要听上级的指挥，我们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干活当然也就没积极性了。大家成天撑着锄头柄，在田里“嚼舌头”、讲笑话，出工不出力，随日头过西天。栽秧要栽到小暑头上，种麦是小雪种小麦，大雪种大麦。庄稼误了农时哪来好收成？水稻每年亩产只有四五百斤，三麦亩产是一二百斤，这种收成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年底分红二三角一工，大前年一工只有一角八分，队里差不多家家都是超支户，到过年辰光，不少人家就断粮了……这些年来，我们农民缺吃少穿的，日子过得真苦啊！”钱家龙说着，丢下手里的香烟屁股，用脚踩了一下，转忧为喜地说：“大前年，我们听说安徽那边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好、怎么好，我和队里的几个人悄悄跑到那边去看了，他们田里粮食增产了，家家人家都囤满了稻子，老百姓都乐得眉开眼笑。所以前年秋收之后，我们就把183亩田分成四等，好坏远近搭配一下，留下十几亩作机动田，然后抓阄分田，也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其实很简单，还是回到合作社那时的做法。队里的田一分到户，大家就像在自留地上干活一样，个个生龙活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结果去年年底，我们队里家家户户增产增收，过年前头也能杀只猪过年了。”钱家龙说到高兴处，兴奋得站了起来，用手指指村前这片土地说：“你们看，我们这边的麦子、油菜长得多好；你们再看看田坎那边，那是没搞包产到户的田块……”我们站在田埂上看得真真切切：一条长长的排水沟为界，沟这边的已经返青拔节的麦苗儿绿油油，油菜花金灿灿，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而沟那边，宽宽的麦埨，尚未分蘖的僵黄色麦苗在春风中簌簌发抖，按农业生产上的术语来讲，这是地地道道的三类苗。油菜几乎被野草淹没了，只是菜畦的草丛里摇曳着几根比筷子还细的暗红色菜薹，才让人知道这是油菜田。水沟两边的小麦、油菜长势反差如此泾渭分明，真令人大吃一惊。这对我这个常年坐机关的年轻干部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刚听说农村搞包产到户时，我的思想上也有抵触情绪，大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之感叹。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再不改变那种脱离现实，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管理模式，那就是直接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难怪群众这么欢迎搞包产到户了，看来农村改革势在必行。我看看身边的菡子同志，只见她伫立在田埂上，睿智的目光遥望着远远近近的山山水水，不时地咬着嘴唇。我看得出来，她的心中也很不平静，但她不轻易说话。过了一阵，她征询钱家龙的意见：“你能陪我到村上去开个座谈会吗？我想听听社员群众的反映。”“好啊！”钱家龙满口应承……

在这一年里，菡子同志先后在溧阳的沙河、戴埠、横涧、殷桥、竹箦等公社，召开了好多个农村基层干群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反映和要求。就连次年大年初一这一天，也都赶到上兴公社的留云、前张等大队去，问群众今年的收成，看社员家中的粮食，受到当地干群的热烈欢迎。炒米汆鸡蛋是溧阳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遇。当炒米汆鸡蛋一碗接一碗地端到菡子面前时，乡亲们的热情好客感动得菡子热泪盈眶。她将采访笔记本放进背包里，一边用手绢揩眼泪，一边高兴地说：“只要大家能过上好日子，我就开心了……”她将这一年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向县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为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她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所以她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丰收的一年，连续写出了《红花草》《卖鹅》《看戏》《残阳如血》等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当代》等全国性报刊上，热情讴歌了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

与五届人大代表董金才在天目湖（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