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先生在其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中国金石学概要》篇关于“井栏刻字”一条提到：“唐之井栏题字，仅溧阳零陵寺元和六年一刻及宛平开成四年一刻。” 溧阳的零陵寺唐石井栏，现位于凤凰公园内，系市级文保单位，井栏外形高50余厘米，径长近90厘米，井肩部等距有三个孔。整体造型敦厚古朴，颇有唐人雍容之气。

这件石井栏的可贵之处在于井腹侧表面刻有21行共计91字的唐代铭文。铭文为：“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阑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阑。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霑胜福者，超于弥勒前。”井栏上的整篇铭文书体敦厚朴实，虽历千年风化仍旧清晰可辨，清代诗人郭麐曾有诗赞其书刻“大书深刻笔浑厚，字体仿佛颜欧虞”（《零陵寺唐井歌》）。通过井栏上铭文辨读可知这座唐石井栏原系唐代溧阳零陵寺中之物，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僧人澄观请匠人做此石井栏，流传千余年而至今。从井栏制造的时间推断此处僧人澄观可能是被尊为华严宗四祖的“清凉国师”澄观。此石井栏大概宋代时被移至溧阳东门外报恩寺内。

也正是这唐代石井栏世间罕有，曾自称“余性好游览，每逢名胜之区，登山跻岭，摩挲古碑，考据金石文字，乐而忘返垂数十年”，清代乾嘉时期名士“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自然极为看重这处唐代石刻，在他担任溧阳县令并主持编修《溧阳县志》时于县志内专门有篇幅记载这唐代零陵寺石井栏，对其流传做了考证文字，具体见县志《舆地志·古迹》：“唐井，在东门外报恩寺。井栏刻云：维唐元和六年……案《金陵志》：西门零陵寺有澄观井。今澄观井刻乃在东门报恩寺，岂唐时此寺为零陵寺之别庵，并造二井耶？其徙报恩寺于此，乃宋代事。”以及《杂类志·辩疑》：“报恩寺井，唐元和六年零陵寺僧澄观于石栏刻字，今尚可辨。俗呼秦公井者，或宋秦梓及焴尝施功德于寺中，而世俗谩称之。若以为开自宋时，则误矣。又案：《金陵志》注：零陵寺临街石井，亦元和六年刻字，即今西寺也。今山门外有古井一口，麻沙石栏，正与报恩寺石栏同，而形模殊小。僧云：别有断石栏，其上刻字，久已失去，未知即元和所造否？不可考矣。”也正是因为看重井栏上的文字，陈鸿寿曾将井栏的制成拓片寄给友人钮树玉（“兹寄去国山碑一、校官碑并释文一、溧阳唐井文一”）。

陈鸿寿在溧阳任知县时，结识了邻县宜兴紫砂制壶艺人杨彭年，并对杨彭年的制壶手艺十分欣赏，认为“杨君彭年制茗壶得龚（龚春）、时（时大彬）遗法”。传说有一日，杨彭年到溧阳拜访陈鸿寿，陈与杨一同游览溧阳报恩寺古刹，二人在寺内闲谈交流紫砂品鉴心得，恰好看到寺院一僧人在院中井边打水，栏高水浅，僧人费劲地在井栏旁俯身弯腰提水，二人见状相视而笑，不约而同说道：“这唐井栏好似个壶身，这僧人好似个壶把。”所谓灵光一闪，陈鸿寿随即找来纸笔，照着唐石井栏描绘起来，陈鸿寿妙笔将井栏绘成一茶壶形。陈鸿寿满意地对杨彭年说：“今日得一好壶矣！”并将图稿交给杨彭年，让杨彭年回宜兴后照着图稿制作紫砂壶，“曼生十八式”之一的井栏壶由此而来。

曼生壶上大都题刻有壶铭，清人徐康《前尘梦影录》中载当时陈鸿寿所设计的曼生壶其上题刻的壶铭，由其幕僚友人江听香、郭频伽、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也有陈鸿寿自创。陈鸿寿的曼生壶“若寻常贻人之壶，每器值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须三倍。”可见当时一把好的曼生壶价钱并未天价。

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把陈鸿寿与杨彭年合制的仿唐井栏壶，壶身两侧有陈鸿寿镌刻长篇楷书铭文，一侧刻铭为：“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古井阑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另一侧刻“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阑。留传千万代，名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沾胜福者，超于弥勒前。曼生抚零陵寺唐井文字为寄沤清玩。”底钤篆书阳文“阿曼陀室”方印，把下有篆书阳文“彭年”方印。壶上铭文即为溧阳唐石井栏上的铭文原文，只是原石铭文中为“将来造井阑”，壶上刻成“将来作井阑”，仅一字之别耳。陈鸿寿在铭文末尾标注了“曼生抚零陵寺唐井文字为寄沤清玩”，故可见南博藏的这把曼生壶原型即是陈鸿寿仿自溧阳唐代零陵寺石井栏。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一把陈鸿寿仿唐石井栏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