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起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诗经》有“何蓑何笠”的句子，说明它很早就为人所用。

我们家乡的副业除了养猪养羊外，主要是做了蓑衣出售。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杵草搓绳做蓑衣。

做蓑衣的材料：首选是从山里割来的茅草，浸泡在河里一段时间，然后晒干了用；其次是从芦苇荡里割来的嫖草直接晒干即可。两者以茅草为佳，嫖草易断。这两种草不论是生长在旱地还是水里，都是好看的绿色，和田野里所有的绿色植物一样有着明亮的色泽。唐朝的张志和和宋朝的苏轼是这样描绘蓑衣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这和现在旅游景点挂在墙上用棕榈制作的蓑衣，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其材料区分而已，前者为蓑草编织而成，才是古人眼里的绿蓑衣，后者用粽色的棕榈制作，只能叫棕衣。

光有了这两种草还不够，还需要用大量的绳索才能将其编织起来。因而，一到冬闲，家家户户都在杵草搓绳。开始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当当下手帮着把草翻翻身，后来也学着用木榔头杵打，一把生稻草杵到熟要打几百下，即使是寒冬腊月，浑身上下都在冒热气。然后搓成各种规格的绳，领头绳是中间粗两头细，但大量使用的是细绳，一边一根草一直添进去接着搓，搓成的绳到底有多长也没人量过，反正绕成的团团比瓮头还大。接着编织蓑衣领头，通常由我父亲或哥哥当上手，将领头绳一头套在柱上，一头结在腰部编，我当下手，帮着把整把的茅草或嫖草分成小把拿给他们。然后把领头摊到地上，弯腰伏背不停地编织，编得腰酸背痛，编得手指毛糙流血。熟手一天能编到二、三个蓑衣，且编得光滑平整。我一天编一个，还编得皱皱巴巴。我比较佩服我哥，他编的蓑衣当属上品。“文革”后期，编织蓑衣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改革开放后，塑料雨衣充斥市场，蓑衣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现在家中有一件，则成了稀罕物。

编成的蓑衣，除了自家穿了下田用，主要是出售，只有把蓑衣卖出变成现钱才算达到了目的。我的父亲挺会做生意。人家卖不掉的东西，他能卖掉。一次，我和他挑着蓑衣到别桥镇上赶节场，他让我看好摊头，去市场上转了一圈，把蓑衣价格定为八毛一件，不到一个时辰，二担蓑衣就被一抢而空，钞票进了口袋。而隔壁摊上的蓑衣质量比我们好，却一动不动，到了下午每件降至5毛都卖不掉，只好走十八里路又挑回来。后来父亲对我说，他转一圈是去摸行情的，那天市场上蓑衣特别多，而价格大致喊9毛至1元，所以他抢先把价格降低一、二毛。这也反映了他的头脑灵活。

说实话，穿蓑衣做农事其实极不方便，尤其是淋了雨打湿了更重，但那个年代这是最好的遮风防雨工具。且那时种田比现在要苦得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是天晴下雨，几乎天天要下田，连过年都不得安稳，要上工地开河兴修水利，美其名曰：“过革命化春节。”一到农忙时节，就得两头摸黑，天不亮下田，天黑了回家，鸡叫做到鬼叫。记得有一天狂风暴雨，我们一队人在东边圩东河角田里栽秧，身上驮着蓑衣，我弯着腰被夹在中间，雨越下越大，蓑衣越来越重，真是落雨天拖稻草，越拖越重，还要你追我赶，一趟田插到头足有半里路长，腰都要断下来了，到了大埂上可以小憩一下，我再也顾不上天上下雨、地上潮湿倒下便睡。

蓑衣在我脑子里留下的是一段沉重的回忆，从来没有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