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董其昌是“华亭派”的开创者。华亭现在属于上海，其实过去和吴门是一块地盘。作为当时书坛领袖的董其昌，不甘寄人篱下，得有自己的“品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董其昌已经有自己的资格和实力。彼时董到荆溪看望辞官归里的吴正志——后者对于右丞之诗别有会心处，董其昌此前也辞职归乡，且致力于寻访王维相关的画迹，自然对王维描写隐居的诗歌同样别具会心之处，两相契合，也就诞生了这样一组书写王维的辋川诗。此册善于藏锋，下笔沉着痛快，圆厚润泽，内含筋骨，不失清劲与力度，力量的控制恰到好处。稍微攲侧的结字，让作品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变的墨色，反映出运笔的节奏，风格清秀洁净，给人清新脱俗之感。董在册末题识：“过荆溪访吴澈如年丈，出楮素属余书右丞辋川绝句。澈如爱右丞诗，且学之，欲逼人。愧余书不能学右军也。”旁边且有一幅董其昌画像。

有意思的是，董其昌学王羲之，学颜真卿，学米芾，王铎也主工这三家，但两人的书风却截然不同，董秀媚而王雄放。看来，取法何人不是最终决定自身风貌的主导因素，关键是看如何吸收、消化和提炼。王铎和董其昌曾经同朝为官，存在交集。王铎在录唐代诗人王维诗的题跋中曾提及董其昌：“书绫卷鲜书楷法者，即华亭玄宰亦未之观也。癸未十二月过履吾老亲翁琴言斋，笔墨研皆精良，挑灯书二卷，俱楷。”不过，董其昌的运气比王铎好。董逝于1636年，明亡于1644年，董身后随即而来的改朝换代，如此天崩地裂的后果，就由王铎之辈来承担。“贰臣”的帽子是戴定了。王铎在清朝只活了八年，充满屈辱的八年。王铎在降清之后，心情极度压抑，除了拼命进行书法临创之外，别无他求。从某个角度来说，王铎是为了个人的书法事业而苟延残喘的，面对生死抉择，将有大成，心有不甘。在王铎笔下，关于秋天的作品，感觉特别凄凉。《投语谷上人诗卷》是王铎55岁已入清时书写的作品，心境悲凉，“荆扉草色侵，释子不经心。独处无行迹，相睽直至今。花开灵鸟下，山冥夜灯深。料有盘桓地，冬来听雪音。立秋柬惕庵。少别流年速，徒令肺气伤。花风随上下，山冒互青苍。老泪园林黯，他乡罢虎强。立秋明日是，无处泛犀觞。”此卷兼有“二王”和米芾笔法，加以夸张运用，转变为多处方折，激荡跃动。起始处落笔成点，形态各异，笔画刚中带柔、潇散逸韵。王铎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开拓性，于不经意的飞腾跳踯中表现出特殊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今年秋意重》一诗，王铎曾反复书写：“今年秋意重，清露漫霏霏。北塞白羊近，西风红叶稀。为官稽笏版，未老选渔矶。貗薄非吾事，能无愧道衣。”此竖幅立轴行笔在圆转中见方折之气，融迟涩畅达于一体，结构纵横间注重墨韵的虚实转换，章法布白清丽、字紧行空，风格苍郁雄奇。王铎将心中无以名状的万千思绪借笔墨一泻千里，挥毫之际，政治生涯的苦闷和积郁在心中多年的艺术遐思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王铎以鲜明的风格和强烈的个性躬身实践了借古开今的鸿图壮志，超越了同时代的诸多名家，也超越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