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王尧山与陈毅、潘汉年等在一起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以夫妻名义秘密为党工作。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出生于我们溧阳的王尧山和赵先，就是这样的一对革命夫妻。这对夫妻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忠诚，出生入死，积极工作。虽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牢记使命，不改初心，的确是一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妻。

 

假夫妻成了真夫妻

 

王尧山，原名宋书模，笔名路丁、奴天等，1910年7月10日，生于溧阳县城东门书院巷一户破落地主、士绅家庭。家庭的没落和家人的贫病，迫使他读完高小后就不得不辍学在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景象深深刺激着王尧山，在他幼年的心中埋下了对社会不公的仇恨和对穷人无限同情的种子。十七岁时来到上海，当学徒，做工人，任职员。此时的他，面对旧社会黑暗的社会现实，思想极为苦闷。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了左翼文化，读到了鲁迅的著作，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王尧山在1986年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先生的著作，有如指路明灯，引导我找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我投向革命，毫不反顾，并为献身革命感到无限的幸福。”此时的他，共产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决定要投身革命。1931年10月，二十一岁的王尧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至1935年任上海“左联”党团成员、组织部长。1936年至1937年任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书记。

赵先，原名张群仙，1916年生于溧阳县城南门河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十三岁时因家里付不起学费，小学还未毕业就无法再上学了。1930年，她考取了南京蚕桑讲习所，半工半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她深受抗日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1932年2月，在溧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参加了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同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周城当小学教师，开展农村工作。1934年，溧阳的地下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她被迫和溧阳的几个党团员逃亡到上海（那时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急切想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关系。

赵先他们四个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位溧阳老乡——王尧山。王尧山热情地为他们安排了住宿，还发给每人两块钱的饭食费。不久，王尧山就安排赵先到工厂区夜校去教书。一个乡下姑娘，初到上海这十里洋场，人生地不熟的，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王尧山看到赵先面露难色，当即就说，别害怕，我护送你去上班。一路上，王尧山教赵先在哪里上电车，乘几路车，走几站路可以到达目的地。等赵先上完课后，他又陪伴她返回住处。从此，王尧山只要晚上有空，总会去护送赵先。有次下课后，王尧山陪伴赵先回来时，两人聊起了家乡溧阳，谈着谈着全然忘记了乘车，索性趁着月色步行返回。一路上，他俩先聊家乡溧阳，讲县城的城墙、双桥、文昌阁、夫子庙……王尧山讲他爱在太白楼上看双桥，赵先讲她爱在南门的城墙上放风筝，谈得十分投机。接着，两人各自讲起了自身的经历。王尧山说，他六岁时爷爷去世，十五岁高小毕业，次年父亲去世，不能继续上学，只得外出打工，来到上海浦东洋人开办的一爿电气公司当学徒，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被奴役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寇侵华日急，民族危机日深，王尧山在极度痛苦之中，甚至产生了厌世情绪。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哥哥林枫同志（化名，原名宋书常，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在东北吉长铁路当练习生，而且参加了共产党……是哥哥经常的安慰、引导，要求他多看鲁迅的著作，使他看清阶级社会的本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听了王尧山的叙说，赵先很是感动，也坦诚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她说，我小学还未毕业，母亲患病卧床八个月，非常痛苦地去世了。为了治母亲的病，家中典尽卖绝，债务仍是很多，父亲为躲避债主的催逼，总是躲躲闪闪地不敢回家。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不满十五岁就应考进了南京蚕桑讲习所。两年后毕业，取得了可任蚕桑指导员的证书。但那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丝绸业纷纷倒闭，我失业在家。当时，许多在外省市读书的男女青年也停学在家。他们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看出我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就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不久转为正式党员。今年春天，溧阳地下党遭到破坏，我们这些人就来到上海，仍在到处寻找我们的上级组织……他俩就这样边走边聊，一直到后半夜才回到住处。两人都没想到，彼此会谈得如此默契，相互之间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此之后，每逢王尧山在浦西工作太晚，或是遇到刮风下雨，无法乘小舢板横渡黄浦江时，赵先就让他与三个溧阳来的男同志住在一起。棉被、床铺不够，就用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直到天明。

有天晚上，王尧山住在赵先他们租住的亭子间里，半夜时分突然发起了高烧。次日早上，本该赶回浦东上班的时间已到，可他起身后却站立不住，只好移睡在赵先的小铁皮床上（因为赵先是女同志，几个溧阳人特地为她买了一张小铁皮床）。赵先急忙从中药铺里买来紫苏给他发汗，用川贝、冰糖蒸梨给他化痰止咳，还将仅有的两条棉被盖在他身上。服药后他睡得很香，出了许多汗。第三天一大清早，王尧山起身后，深情地对赵先说，两天来，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真恨不得再多生几天病。临出门时还俏皮地问赵先，你什么时候学会既当医生又当护士的本事？赵先得意地笑道，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父母那里学到的。

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死一样寂静的亭子间里，就赵先孤零零的一个人。与赵先一道来的三个同志，为了继续寻找上级组织，已经出去几天了，还未回来，她非常担心他们会出什么事情。突然，亭子间的门被推开了，王尧山浑身湿淋淋地出现在赵先面前，此时赵先激动得几乎快要哭出来了。王尧山说，今夜又回不了浦东了。当他得知三位同志几天未归的情况后，神色不宁地说，危险！这里危险！他们可能被敌人逮捕了（事后知道，这三位同志确是被敌人逮捕入狱了，后被党组织营救出来的）。我早就告诫过他们，近年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所以千万不要在外面乱找组织关系。他警觉而又果断地说，明早就搬家，赶快离开这个亭子间。第二天天刚亮，王尧山就带着赵先出去看招租告示，用夫妻名义另租了一间亭子间。没有谈情说爱，没有山盟海誓，更没有任何形式和礼仪，两人挤在一张小铁皮床上，就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夫妻，相濡以沫六十九年。

 

他把方志敏烈士的遗著转交给党中央

 

王尧山与赵先自从生活在一起后，为了党的工作，王尧山早出晚归，东奔西忙。赵先仍在工厂区做女工工作，生活费用全由他供给。后来，赵先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王尧山就辞退了职业，专职干革命工作。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期间，王尧山失掉了党的关系，便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后在“左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王尧山认识了“左联”党团成员何谷天，参加了“左联”组织，并且通过何谷天又接上了党的关系。

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左联”。“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原先缺乏统一的上海各种文化组织，除反对国民党的共同目的外，内部矛盾表面化。最突出的就是创造社、太阳社某些成员对鲁迅的批评。他们公开写文章说：“阿Q的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还有人甚至提出鲁迅的文章是“封建余孽”等等。无谓的内耗战必定会对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化运动带来损害。党中央对上海发生的这场“内战”十分重视，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热切地关注着这场批评鲁迅的事件。1929年，党中央委派潘汉年向上海各个文化团体传达党的指示，明确指出，对鲁迅的批评是错误的，应一律停止；并希望在鲁迅为旗手的领导下，统一现有各个文化团体，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央的指示使一些人明白了过去批评鲁迅的错误，看到了鲁迅先生在当时所起的作用，都愿意在鲁迅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化团体。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为好呢？为了贯彻党中央要团结倾向革命、倾向共产党的广大文化人的指示，既不能把名字搞得太红，又必须表明与国民党所控制的文化团体的区别，经过一番斟酌和研究，最后决定以“左”为名。当时右代表资产阶级，“左”则表示无产阶级立场。于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就这样诞生了。

王尧山参加“左联”后 ，在何谷天同志的鼓励下，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并以路丁、奴天等笔名，在“左联”办的大小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文章还是经鲁迅先生修改后发表的。王尧山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鲁迅真是一位好导师，不仅将缺点、优点作了具体的指点，而且逐字逐句帮助修改。可惜，没有将他的遗墨保存下来……”有幸的是，鲁迅先生有次曾到过他与赵先租住的亭子间家里，他俩目睹了先生的风采，聆听了先生的教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4年下半年，何谷天同志因病辞去了“左联”组织部长的职务。上海地下党经过认真严密的考察后，指派王尧山接替何谷天担任组织部长，参加“左联”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组），党团书记是周起应，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周扬同志。田汉、夏衍等同志也是党团成员，“左联”党团成员还多次在王尧山家里开过会。那时的“左联”完全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盟员被国民党视同共产党一样，四处侦捕，抓到后也会像共产党一样要被坐牢、杀头。“左联”的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革命作家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

1936年年初，王尧山被党组织调离“左联”，转到上海临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教联工作。临委的负责人邓和高（后名邓洁），常到王尧山家来和他商谈工作。有时胡风也来找王尧山。有次邓和高来找王尧山，说他想通过胡风去会见鲁迅。王尧山当即请胡风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是十分尊重党的领导的，虽然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欠佳，但他还是欣然答应了。

 

王尧山赵先夫妇一九五〇年摄于上海

 

1936年3月，一天下午的两点钟左右，风和日丽，鲁迅在胡风的陪同下，来到王尧山和赵先租住的爱文义路戈登路（现南京路西康路）一个简陋的三层阁楼里。因为这座房子比较差，鲁迅上楼时脚步轻快，边上楼梯边问跟在后面的胡风说，这是什么房子？到了家里，王尧山让鲁迅坐在他家唯一的一张靠椅上，另一只方凳给邓和高坐，胡风、王尧山和赵先坐在铁皮床上。大家围着一张摇晃的小圆桌，桌上放着为招待鲁迅买来的香瓜子、香烟，还有几条脆麻花。

邓和高从自我介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开始，然后便介绍“临委”是由原来的党的组织“文委”成立的，因为目前失去了党中央的领导，成立“临委”是适应形势，便于开展工作。他又介绍当时“左翼”文化界及文化战线的情况，并介绍了上海各界开展抗日救亡的情况……邓和高还将他从各种渠道得知的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和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向鲁迅先生作了介绍。最后，邓和高说希望先生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运动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鲁迅先生听着邓和高的介绍，有时提问，有时插话，有时点头，都表现出他对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拥护，和他对党中央、红军动态的无限关怀。鲁迅先生还提醒大家说，我们都在冲锋陷阵，但要警惕，提防从背后射来的冷箭……谈话不知不觉地已过了两个多小时，胡风看了看手表，说下午鲁迅先生还有其他事情，便陪同鲁迅起身告辞。邓和高、王尧山和赵先三人，快步走到阳台上（因为当时地下党有规定，为了安全起见，不准搞迎送礼仪），目送着鲁迅和胡风并肩走在通向戈登路的小巷里，直到他俩的背影在夕阳中消失。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延安来到上海，冯通过鲁迅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王尧山这时通过周文和冯雪峰接上了关系。此后，王尧山就担任了上海和党中央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一个月中，他总要到西安去一至两次，将上海党组织的文件送给党中央，再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带回上海。在西安，他住在一位在陕西省政府当秘书的地下党员家里（这是我党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站），很安全。

1938年秋天。有一天，王尧山（时任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把一本线装红格的作文簿带到家中，说是许广平（鲁迅夫人）从鲁迅的保险箱里取出交给冯雪峰的。作文簿是新的，没有用过。许广平还特地关照说，这是有人从监狱中带出来，请鲁迅转交给党中央的。赵先看看这本没字的作文本，看不到什么，但出于地下工作的经验，估计是用米汤秘密写的，便用棉花球蘸了碘酒在第一页第一行擦了一下，“给党中央的信”几个字显现了出来。这是谁写给党中央的信呢？赵先急于要知道是谁，就翻到最后一页擦了几下，“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几个字跃然纸上。赵先激动万分，赶快要王尧山过来一起看。他俩边擦边读，当读到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中所写的“中央知道我牺牲了，既要惋惜我，又要批评我……”时，两人忍不住流泪了。作文簿内共密写了三篇文稿，除给党中央的信之外，还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来，鲁迅先生在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期间，与共产党人从相识到相知、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革命先烈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给党中央的信和两篇文章。在英勇就义前，方志敏托一位做通工作的看守，辗转着把这份手稿送交给鲁迅先生的。由于手稿是用米汤水密写在作文本的内页背面，表面看上去都是白纸，鲁迅收到后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只知道是一位狱中同志带给他的，就收下存放在保险箱中。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在沪病逝。1938年，许广平在整理鲁迅书稿、准备出版《鲁迅全集》时，清理保险箱里的书稿时发现了这本作文簿，就交给了冯雪峰，然后冯又转交到王尧山手上。方志敏烈士的遗著经王尧山夫妇显现出来后，王尧山就带着它从上海到西安，终于将这份宝贵文献送交给了党中央。

方志敏烈士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这两篇动人心魄的著名文章，后来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

 

患难之中见真情

 

1942年秋天，王尧山随江苏省委撤往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48年8月，积极组织上海撤退干部进入华中党校学习，抽调原在华中分局城工部工作过的干部到华中工委做接待工作，使上海干部的撤退工作得以顺利完成。1949年4月下旬，为了准备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从各地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王尧山任政委，率领六千多名干部的接管大军到丹阳集训，组成从上海市军管委到各部门各系统和上海地下党对口的全套接管班子，为完整解放上海、顺利接管上海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解放后，王尧山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市委秘书长、市委党校校务委员会书记等职。他积极协助市长陈毅、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等领导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受到审查，被降至一所中学当了个管理行政的副校长。

赵先奉上级命令，于1942年秋天和王尧山一道撤退到华中解放区。在党校学习后即被组织安排从事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赵先跟随王尧山到了山东，在同一个机关做国统区的党群工作。由于王尧山要经常到远离机关的青岛、济南、徐州等边区去工作，一去就是几个月。当时我方派出的工作人员，频频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务、还乡团的袭击。每当我方派出人员牺牲的噩耗传来，赵先都非常担心王尧山的生命安全。1949年春天，赵先随同南下接管大军一起进入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妇联主任。

1955年，因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王尧山被打压下去后，赵先非常气愤，几次要到上海市委去为他申辩。王尧山一次次地阻拦说，夫妻的话，怎么能取信于人呢？由于赵先在单位里说了一些为王尧山打抱不平的话语，就被组织上当成“右派”言论揭发批判。王尧山看到赵先对组织处理有抵触情绪，极为焦虑，多次劝慰她说，你的问题都是因我而起，我是凶多吉少，你尽可能地把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比如说我对组织审查有委屈不满情绪影响了你等等。可是赵先仍是不能接受，王尧山叹口大气说，不为保住你妇联主任的位置，也得为家里的三个孩子想想啊……想着家中三个尚小的孩子，夫妻两人都伤心地哭了。但赵先是个犟脾气，始终不肯妥协，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久，赵先被下放到一个小岛上去劳动改造。王尧山默默地为她准备行装，买了一些常用药品，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双用布条编结的行军鞋（形同草鞋），这是他俩在新四军时经常穿的。临行时王尧山无可奈何地说，你此行就好比过去的行军打仗，孩子们我会照管好的，你放心去吧！此时，他俩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相互之间不想也不愿去责怪谁。赵先这一去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每月渡江回家一次，农忙期间要隔三个月才能回家休息几天。在劳动改造的岁月里，日晒夜露、泥里水里、半饥半饱，搞得赵先又黑又瘦，还得了夜盲症。王尧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总是将自己省下来的口粮给赵先，把一家每月仅有的几两糖也给赵先吃。而赵先却从不在王尧山面前叫一声苦，流一滴泪，反而自我表扬自己学会了种种农活，连挑大粪、拉板车也学会了，完全是个全能的农民了。王尧山听了不无歉意地苦笑着说，都怪我害了你，当初你要是同有些人家那样，同我划清界限离了婚，又何苦要落到这种地步呢？赵先紧拉着王尧山的双手，坚定无比地说，别说这种伤感情的话，我死也要同你死在一起！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赵先首先受到冲击。头发被剃光，衣服被撕破，连鞋子也被剪破了，脸上被革命小将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回到家里，王尧山看到赵先被折磨得这个样子，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痛心，不声不响地上街去为赵先买了一顶帽子。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封掉了，王尧山不得不到旧衣店为她买来了衣服和鞋子。赵先倔强地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王尧山开导说，你疯啦，你还得天天去劳动，就这副样子走在路上会被当成疯子打死的。此后不久，王尧山也受到冲击，夫妻两人分别被关押在各自的学校里。开始，大女儿还能为他俩送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后来就不准孩子送东西了。王尧山知道赵先自尊心很强，会受不了凌辱，便托女儿带话给赵先，要她顺着点，不要自讨苦吃，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他俩再也没有想到，竟会在这种噩梦般的生活中度过漫长的十多年。

1968年，全国性的外调开始后，王尧山、赵先以及三个子女之间全部断了线，相互之间没有一点消息。王尧山被认作是反党分子，还是个走资派，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赵先则在“革命小将”们的监督下劳动，时时要接受批斗和陪斗，过着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的非人生活。赵先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常会听到校区扩音器里传出的某某人已自绝于人民的吼叫声，她心里就明白又一个人被迫害死了。这时候，她立刻会联想到王尧山，现在他的处境怎样呢？时时刻刻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一颗悬着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有一天，有个外调人员来找赵先，还递给她一张纸条，说是王尧山托他带来的。赵先听了赶紧看起纸条上的内容，纸条上说：有个叫柴青山的人，在1946年火烧屁股急急赶回青岛市内，他不怕冒风险，我也没能留得住他……据来人说，柴青山在路上出过问题，有否此事，请详告他。赵先看罢纸条，开始有些责怪王尧山多此一举，柴青山明明是他直接联系的，怎么倒来问我？但不管怎么样，能看到他的亲笔纸条，那就说明他还活着，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赵先把这张纸条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到了夜晚不时地掏出来看看，仔细揣摩后恍然大悟，原来王尧山的意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刻赵先激动无比，明白了王尧山的良苦用心，原来他对自己的安危也是十分焦虑，并鼓励她在逆境中要争做生活的强者！

粉碎“四人帮”后，王尧山和赵先都恢复了名誉和工作。王尧山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委员等职。1985年夏天退居二线，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后，不顾年事已高，为完整、准确地记录党的历史，倾注了无数的心血，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赵先回上海市妇联担任顾问，专职从事妇女运动史资料的搜集和编写工作。

 

尾 声

 

王尧山、赵先这对革命夫妻，都是从溧阳走出去的，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对故乡的感情却非常深厚。1979年7月9日，溧阳发生六级地震后，二老很快赶回家乡，看望家乡人民，回沪后安排救灾物资送到灾区，帮助家乡人民重建家园。1986年5月，由于溧阳有些在沪建筑安装公司在建筑质量上出了些问题，在上海市建工局将要把他们清退出上海的关键时刻，王尧山对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倪天增说，溧阳是我的家乡，还是革命老区，溧阳的建安队伍对建设上海是有过贡献的。我已同家乡的县委书记、县长说了，要整顿建筑队伍，保证施工质量……因为有王老这番话，溧阳建筑安装队伍才得以继续保留在上海建筑市场……

王尧山、赵先这对革命夫妻，毕生追求真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他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王尧山和赵先这对革命夫妻的高风亮节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

 

 

本文参考资料：

王尧山著的《王尧山文稿选》，中央党史出版社编印的《岁月无痕青山在》，赵先著的《足迹和心迹》《忆念集》，孔同著的《地下珍档》，和上海市委党史办编印的《民族脊梁》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