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参加“五·四”运动

周恩来出生的当年，中国所处的环境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98年2月9日，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十七款，另附《付还本利日期数》一件。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2月14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德国不仅得以租借胶州湾，而且把山东全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3月11日，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的无理要求，并于当年闰三月初二（1898年4月22日）派出军舰在广东雷州府遂溪县的海头汛（今湛江市霞山区沿海）武装登陆，强占海头炮台。对此，清政府却委曲求全，屈膝投降，竟然派官员与法军划定租界。法帝国主义入侵后，所到之处四出烧杀掳掠，妄图扩大“租借”范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允其强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后，英国政府立即要求强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4月21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内该地区完全归英国管辖。11月16日，清政府却向法侵略者节节退让，钦差大臣苏元春与法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期限99年。

这一年，5月13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之群岛及沿岸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二十五年，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延长。与英德订立瓜分津镇铁路协定，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

这一年8月25日，中英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这一年，中国已经衰弱不堪，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叫化身上剥破棉袄”。

童年时的周恩来

家庭的命运是国家命运的缩影，国家的命运商定着家庭的命运。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戚接济度日。债主连连催逼，生母和养母忧愤交加，一年中相继去世。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就不得不分挑家务的重担。他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想方设法糊口。周家兴隆之时，驸马巷周宅宾客如云；如今家道衰落，连硬撑门面都办不到，只有债主上门。这使幼小的周恩来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世态炎凉。

1910年，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后转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二十岁时得了痨病，膝下无嗣。为了“冲喜”，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但是，小叔一病不起，终于夭折。周恩来便与年轻守寡的婶婶相依为命，为她添些慰藉。

周恩来从4岁开始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5岁入私塾读书。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擅诗文书画，略懂医理。她常给大鸾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6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排除纠纷，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事公道，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大量地读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肆意徜徉。“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倦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生，一位叔父偏瘫，一位叔父早逝，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用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这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告别了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国内时局风云变幻，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1911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有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有的同学说：“为了给自己将来找条出路。”有的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此时，周恩来站起来，大声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毕生的目标。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6月中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周恩来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同学对他评价极高：“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毕业成绩仍属最佳”；“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

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由严修创办，张伯苓担任校长。周恩来的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周恩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他为自己制订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他的作文曾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得到”用笔遒劲，布局绵密“的评语。

因为“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周恩来活跃在校园内外，他参加新剧团，扮演女角登台演出，参加学校演讲会、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既是官费，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然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南开学费，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幸好爱交朋友的周恩来为人诚信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来想要实地了解日本的发展情况，以证明“中国是否可以走日本的社会模式”的问题。周恩来看到日本灯红酒绿的的城市风光，也更多地看到无业大军呆滞的目光。他渐渐否定了“强权”救国的想法。周恩来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东西，枯燥的日语学习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周恩来在沮丧中猛然发现一直未受自己重视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载着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正义的文章，它们犹如排山倒海般震荡着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开朗。周恩来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它特别钟爱。

正当周恩来准备应考之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深深吸引着周恩来。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他再也无心念书，决定回国。

刚刚回国，中国爱国学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展至全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为把运动引向深入，他搬进南开校园，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团结一致，还以南开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建立起天津学联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随时报导运动形势，他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得学生喜爱，学联会长马峻称赞说:你的社论真鼓舞人心，这比只站在人群前面大喊一阵有用得多。

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反动军阀强行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学生反抗。经过露宿请愿，代表终于被释放。在胜利返津途中，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学生提议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独立的团体———觉悟社，以便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在正式成立会上提议出版不定期小册子《觉悟》，起草了《觉悟宣言》。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中坚力量。“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