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林

国家级非遗项目——十番锣鼓的演奏资料

楚州十番锣鼓是在淮安盛行200余年的民间音乐，作为淮安区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弄清其历史成因和渊源关系，对于进一步挖掘、传承这一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文化瑰宝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一、楚州十番锣鼓盛行的历史环境

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青莲岗文化，象征着淮安文化的源头。她位于大运河与古淮河交汇点，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上长期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经济繁荣，漕通七省，是大运河“入京孔道”，也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城市。

到了明清，淮安成为苏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淮安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下辖九县两州的淮安府署、户部所属的淮安榷关也都驻节淮安。文官武校，机构庞大，构成了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文武厅营，星罗棋布”。明代诗人姚广孝称誉淮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漕运转谷，淮盐要埠，“热闹繁华，俨然省会”。皇室贵人、朝宗要官、文贤骚客、商贾豪众，于淮安或经过，或寓居，或做官，更有“盐、漕、河、榷”设在淮安，成为集军事前哨、文化教育、漕运枢纽、山阳医学、美食重镇等五大特色的“殷阜区”。明清淮安政治、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漕运文化、科举文化、官衙文化、宗教文化、戏曲文化、养生文化、美食文化交辉相涨，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淀，使淮安大地上渗透着多元文化的基因。兴汉三杰的韩信、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抗倭状元沈坤、经学大师阎若璩、中医巨擘吴鞠通、道光御先生汪廷珍、杰出怪才杂家刘鹗、扬州八怪画家边寿民、著名《笔生花》弹词作家邱心如、音乐家杨正经、戏剧家文学家黄均宰等等，在中国历史上星光闪耀，卓而不凡。还有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在淮安或成书或创作。一代伟人周恩来亦生于斯，他的才华禀赋、文韬武略，令世人景仰。明清时期，弹丸之地的淮安古镇河下，有148座私家园林，走出去67名进士、123名举人、13名翰林，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

淮安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运河枢纽。明清时期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朝廷把漕运作为治国理政的要务，使得淮安的地位显得至为重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漕运、盐运得到空前发展，淮安城市的发展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府、河道总督府驻节淮安，淮安府成为全国前10名的大都市。中央政府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运中心、漕船制造中心、国榷税收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等就是当时淮安的名片。《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文武厅营星罗棋布……百族聚焉……戏游歌舞。”“诸公沉醉后，丝管彻高空”。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呈现出文化多元，它的影响极其深广，也为“创于京师而盛于江浙”的“十番锣鼓”带入淮安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可能。当时凡府署官员家中贺寿、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都要演奏“十番锣鼓”。应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为“楚州十番锣鼓”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楚州十番锣鼓的传承

据十番锣鼓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介绍，清道光年间，民间乐师孙毓卿将从京师流传而来的昆曲宫廷音乐进行改造，加进锣鼓打击乐器、各种管弦乐器，插入诗词咏唱，改创成楚州《十番锣鼓》。当年民间艺人结成的《十番锣鼓》“堂子”有许多个，以“粮安堂”、“敬安堂”、“善安堂”最为有名，淮安老百姓家有喜事时常会将其请来演奏。每年五月初一的东岳庙会则是《十番锣鼓》一年一度的盛会。这一天，各个“堂子”召集演奏艺人，由8人抬着一座雕刻精致的陈设乐器的木架，满悬璎珞灯彩，善吹笙箫管笛者前导，长于琴筝瑟琶及锣鼓者于架内合奏，走街串巷，边走边演奏，最后汇集到东岳庙打擂台，声势浩大，热闹非凡。这样的鼓乐场景，到1939年日军占领淮安而戛然而止。

“楚州十番锣鼓”在淮安盛行了200余年，在新中国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获得了再生。“楚州十番锣鼓”这一文化瑰宝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不将其“历史成因”搞清楚，就不能理出清晰的传承谱系。

从目前收集的有关“楚州十番锣鼓”材料情况看，“楚州十番锣鼓”有“源自宫廷”的说法：是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对宫廷昆曲音乐作二度创作而始创的一种民间音乐（俗称“武昆”），支撑其说法的有“楚州十番锣鼓”第三代传承人陈宝富传于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两本曲谱。一是《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一卷，传于清道光16年（1836年）；二是载有《金盆捞月》、《到春来》等"十番锣鼓"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复印件，据有关专家考证约为明末清初手抄本。如果仅凭“传说”和两本曲谱手抄本来证明“源自宫廷”，给人的印象既有些牵强，又缺乏说服力。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最好的路径无疑是找到相关的“人”和“物”，也就是人的传承和曲谱的来源。

1、关于“人”的传承。

从“楚州十番锣鼓”传承脉络研究来看，前3代传承人都是淮安本土十番锣鼓演奏堂班成员，师徒关系明确，这是可信的。目前仅有的相关论文为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撰写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州“十番锣鼓”价值研究》，发表在安徽文学；淮阴工学院教授郑孝芬《淮安漕运文化与地方戏曲发展》；戎建怀《楚州“十番锣鼓”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思考》，发表在《明日风尚》2016年第8期；张伯瑜《江苏十番锣鼓的节奏分析》，发表在《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这些文章对于“楚州十番锣鼓”传承人前三代传人生活、艺术经历和社会影响等都比较一致，但都停留在第一代传承人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这个点。因历史更迭，“楚州十番锣鼓”沉寂了近60年，再向上溯源目前尚无考证资料。

从“人”的角度寻根溯源，淮安有得天独厚的名人资源。理清传承溯源，还是从淮安人文因素入手。人文因素也是楚州“十番锣鼓”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历史现象，对其传承、发展起着催化和滋养作用。历史上，明清淮安这个地方就走出去进士410名，在朝廷修志撰书的大有人在。经过与戏曲或音乐挂钩筛选，找出了明清时期淮安的许多音乐名人。联系《山阳县志》、《续纂山阳县志》、《重修山阳县志·客寓》、《小方壶斋丛书》、《楚州丛书》等史籍中查找人物脉络，力求找到楚州“十番锣鼓”形成的人文基因。

据《山阳县志》载：明·吴归云“尝自造五音谱，凡《国风》、《雅颂》及《白云谣》、《大风歌》，及汉唐以下乐府皆谱入琴中，审音察理，晰及毫厘，人以为神技。”山阳琴派的代表人物有乔子衡、乔子安兄弟、杨子镛、夏一峰、凌其阵等人。乔子衡，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淮安人，其与弟乔子安少时学艺于母。青年时又向秦维瀚等古琴大师学艺，吸取众家之长，蓄意创新，《大学之道》、《良宵引》、《静观吟》、《醉鱼唱晚》、《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都是其弹奏之名曲；杨子镛，清末淮安人，其不仅自身琴艺精湛，更以带出高徒而著称于清末的中国古琴界；夏一峰（1883年-1963年），字福云，淮安人，清·光绪（1895年）12岁的夏一峰入淮安一所道观，跟随道师学习器乐和昆曲，因其不凡的音乐才能，15岁时被杨子镛收为徒，以演奏《良宵引》、《静观吟》等著称于世。

清·顺治音乐家杨正经，字怀玉，少有天赋，通晓声律，曾应崇祯皇帝殿召弹琴，颇受赞赏，授内阁中书之职，得以观览执掌内府五音诸谱，专司祭祀礼乐，并被赐予汉、唐古琴各一把，出入内廷供奉。明亡后，杨正经携古琴流亡江湖。顺治年间辗转到淮安定居。“楚州十番锣鼓”的曲谱曲牌本身就是来自昆曲，这种渊源关系的存在，“源自宫廷”的说法亦在情理之中。        

清·刘鹗不仅致力于研究数学、医学、水利、金石甲骨、算学等学问，以《老残游记》名闻海内外，在音乐方面也很出色。这位优秀的音乐家，不但懂琴、知乐，而且甚喜收藏古琴，其中精品就有11张之多。其中唐琴“九霄环佩”，据传是京剧名家、红豆馆馆主溥侗在庚子年前后，以三千大洋的代价售于刘鹗，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近世收藏的四大名琴之一。刘鹗还曾为他的琴师张瑞珊刊刻《十一弦馆琴谱》。在存世的刘鹗日记《乙巳日记》(1905年)中可以找到有关刘鹗学琴的记载：

“正月十一日，晴。劳泮颉来，理《平沙流泉》一遍。

正月廿三日，阴，有小雨。谱《古琴吟》半操。

二月十一日，阴。戌刻，劳泮颉来，温琴两操。

十三日，雨。劳君来，学《山中忆故人》六句。

十六日,阴。劳泮颉来，学《山中忆故人》一段，连前计三日学两段也。

三月十三日,晴。夜学《山中忆故人》一段。

六月十五日,晴。劳泮颉来，温琴两段。

十七日,晴，燥热异常。《平沙落雁》温竟。

廿五日,阴。温《平沙落雁》一曲。

在北京师从张瑞珊（又名瑞山、啸山、修山）学琴

八月十一日，阴。早起，张啸山来谈琴理。

十六日，晴。午前，学《良宵引》一段。

廿八日，晴。张瑞山来,学得《良宵引》一段。

九月初一日，晴。学《耕莘钓渭》一操成。

十月十二日，晴。早起，张啸山来，温《耕莘钓渭》。

十五日，阴，时有小雨。此数日，午前皆温习《良宵引》。

廿二日,晴。巳刻，张瑞山来，温已学之琴。

廿四日，晴。午前学琴，午后听戏，叫天唱《四郎探母》。

廿七日，晴。午前学《高山》。

廿八日，晴。午前学《高山》。”

从刘鹗学琴日记不难看出，他那时已常温习《良宵引》之类与十番一脉相承的名曲。此外，古琴名家赵子衡(子珩),与刘鹗“为二十余年之莫逆交”。刘鹗的母亲朱太夫人精音律，继室郑氏夫人也能度曲。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大量记载音律、音乐，提及之处有三十处之多。刘鹗大量抄写各类琴谱，挑、抹、吟、揉、按指、轮指、过弦，手法琴谱同时记录，其后刘厚泽收集《刘鹗琴谱》完好存世。

清·道光淮安剧作家黄钧宰著有传奇《十二红》、《鸳鸯印》、《呼梦么》、《双烈祠》、《金壶浪墨》等七种、剧本《比玉楼传奇》四种，他在《金壶七墨》中记述：“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

清·咸丰邱心如长篇弹词《笔生花》问世，此乃清代三部弹词巨著之一。

昆曲进京成为宫廷音乐，昆曲发源地昆山与淮安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嘉(1834-1913)，字宾华，淮安人。咸丰四年，(1854)以府试第一入学，至同治九年(1870)江宁乡试中举，1903年被选任昆曲发源地昆山教谕。     

清·宣统二年（1910年）沈步宿组建平剧研究社，占存甫创立楚城国剧研究社。

新中国解放前淮安紫宵宫住持道士吴九华精琴艺，为东岳庙十番演奏团体主要组织人。

现代的淮安人叶德均，一生从事戏曲研究，主要著作有《淮安歌谣集》、《曲品考》、《宋元明讲唱文学》等等。

2、关于曲牌曲谱传承。

如果说推断还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再从“楚州十番锣鼓”曲牌曲谱传承中寻找答案。文史专家刘怀玉撰写的《《牡丹亭》与淮安》一文认为，汤显祖戏剧《牡丹亭》里面许多故事背景就取材于淮安。《牡丹亭》的《学堂》、《游园》、《惊梦》、《劝农》、《寻梦》、《冥判》、《拾画》、《叫画》、《问路》等舞台演出的本子，在当时淮安民间已流传甚广。“楚州十番锣鼓”曲牌《吊打》，出自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折桂令”一支；《仙圆》出自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折桂令”一支。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楚州十番锣鼓”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楚州十番锣鼓”经过二度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

明清以来的淮安人，他们爱戏曲，好音乐，在中国音乐方面作出了历史性杰出贡献，留下了许许多多高雅而通俗的传世音乐作品。既是淮安的骄傲，也是明清时期“楚州十番锣鼓”形成的主因。

3、关于“物”的传承。

对“楚州十番锣鼓”寻根溯源，需要在“物”的挖掘方面有所斩获，希冀从历史文献、文史堆里寻觅到相关头绪。

在淮安政协的文史资料中，刘怀玉在撰写的《清代淮安的出版业》、《牡丹亭》与淮安》两篇文章中提到《遏云阁曲谱》。这是一本成书于同治九年（1870年）的中国第一部昆曲戏曲谱，既有对前人曲谱、选本的继承，更具有自身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征。

王锡祺和王锡纯系弟兄俩。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别号瘦髯。同治11年（1872）18岁考中秀才，捐刑部候补郎中。他天性开敏，工古文诗词，尤喜度曲。他家的著名“小方壶斋”，既是清代社会名流（如刘鹗、罗振玉、冒广生、段朝端、阮葵生等）经常聚会的场所，又是清代出版官私书籍刻书印刷的机构，《遏云阁曲谱》就是在“小方壶斋”印刷。王锡纯是一个遍览传奇、精通律吕的曲家，经济条件优越，“家有二三伶人”，由他编辑该书，实际上就是文人与艺人的结合。该谱收有昆曲《琵琶记》、《长生殿》、《临川四梦》及《幽闺记》、《水浒记》、《西厢记》、时剧《思凡》、《下山》等，共87出折子戏的工尺谱，所选均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昆剧曲谱，工尺谱字斜注在唱词一侧，俗称“蓑衣谱”。

现藏于淮安区图书馆的《遏云阁曲谱》系光绪版，是目前所见的最早《遏云阁曲谱》版本，一套应为一函八册，每册封面有“新刻遏云阁曲谱”的题签，因印数较少，存世不多，淮安区图书馆仅存5卷。

研究表明，王锡纯编辑昆曲《遏云阁曲谱》在淮安铅排出版，被音乐界称为“戏班演唱和时俗流行谱系的第一部曲谱”，王锡纯研究、收集、整理昆曲宫谱先后花了23年时间，（《遏云阁曲谱》序系“同治九年冬月”1870年所写，成书标明“光绪癸巳仲冬”1893年），又请苏州昆曲名家李秀云“拍正”，其敬业精神、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对照“楚州十番锣鼓”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其记谱方式、唱词与《遏云阁曲谱》基本一致或相同，就可作出明确的结论：“楚州十番锣鼓”曲谱形成时间应为清同治前后，与周宝洪所考“传于清道光16年（1836年）”相差不大。这样，同样可认为《遏云阁曲谱》与“楚州十番锣鼓”曲谱一脉相承。

当然，《遏云阁曲谱》序中提到的《纳书楹》、《缀白裘》曲谱，成书都比《遏云阁曲谱》早。叶堂编订的《纳书楹曲谱》，乾隆六十年（1795）刊本。曲谱以唱词为主，没有说白，系清唱昆曲谱，工尺谱竖写于唱词之旁，俗称“一柱香”谱式。在淮安区图书馆发现了《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两套比较完整。拿周宝洪所藏《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载有《金盆捞月》、《到春来》等“十番锣鼓”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与《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相较，发现曲谱曲牌基本相同处较多，板眼标注没有《遏云阁曲谱》和手抄本灵活，唱词差别较大。由此可推定，手抄本抄写时间应在《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面世之后，“楚州十番锣鼓”曲谱也选择性地“抄”了《纳书楹》和《缀白裘》两谱。至于板眼标注、唱词差别，就成为“楚州十番锣鼓”创新革故的佐证。

藏于淮安区图书馆的光绪版《遏云阁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