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运河线上的林集交通站

邵景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华中局按照中共中央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于盐城，并将部队调整为7个师编制。这7个师除五、六、七三个师分布于苏南、皖南、大别山地区外，其余4个师均在苏皖长江以北。根据战事需要，新四军军部于同年秋冬之间转移到阜宁县停翅港，1943年1月又由停翅港转移到淮南地区盱眙县黄花塘。

为加强和保证从宝应到淮阴一百多华里运河线上的交通安全，1943年2月，华中局交通科决定在林集成立“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北淮宝县（林集）转运站”，对外称“林集区交通站”，委派李萍同志为站长。交通站于运河两岸尤其是河东沿线设立了若干秘密联络站点。从此，林集交通站成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抗日根据地苏中（一师）、盐阜（三师）的交通纽带。

1943年初的一天晚上，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向李萍传达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的指示，须派人回军部原驻地阜宁停翅港，取回组织部干部科埋藏在那里的文件等，同时探望不能随军转移的伤病员。经领导研究，决定由李萍一人去完成此项任务。李萍同志身负重托，不畏艰险，在沿途淮宝县林集区、宝应县的张桥区、五分区交通站、盐阜区交通总局等机关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转辗跋涉，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

林集交通站设立在淮安区林集镇利民桥（原名屠大桥）附近。建站不久，从淮宝县敌工部联络站调王建高来任副站长，成员有孙国喜、陈长江、张万国、张兆卓、李有用等同志。这些同志苦大仇深，忠实可靠，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交通站承担的主要任务是：送发文件、信件、报纸；护送干部和部队渡运河；配合当地党政组织惩除汉奸、特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交通站内部作了具体分工，孙国喜（化名孙城）负责收发文件、信件，后来这一工作由赵来源接替；李有用负责后勤工作；张万国、陈长江、韩海道为通讯员。在武器配备上，李萍、王建高各配备一支盒子枪、一支步枪，其他同志各配备长枪一支，手榴弹4颗。基本实现了组建武装交通队的愿望。刘瑞龙对组建武装交通很关心，连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考虑到了。他说：“边区活动，步枪不便，短枪好隐蔽。”还风趣地说：“子弹少，是暂时的，以后敌人会送来的。”在此之后，他们又先后得到张爱萍等部队首长给予的武器和弹药。

统   战

日伪军为切断一、三师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与二、四师的联系，派重兵驻扎在宝应到淮阴的运河沿线，设立大小据点21个，其中泾河、平桥两地设有日军指挥部，运河里有十多只汽艇日夜巡逻。交通站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利用来往盐行商人的关系，争取其配合。黄浦以北、戴家湾以南的运河段渡口，盐商在夜间驳运“私盐”往往通宵达旦。敌伪亦在渡口设“税卡”，明征暗索，盐商有苦难言；而我们执行税收政策，保护合法经商，获得他们好感，在秘密渡河时就得到他们的配合。二是利用亲朋、友邻、熟人关系，以“良民”、“小贩”的身份出入伪军据点，掌握敌情动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三是利用敌营中的不同派系和互相矛盾予以分化瓦解和利用。

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指引和感召下，交通站同志成功地利用敌伪之间内部矛盾，争取了敌占区之镇、乡、保部分伪职人员和开明人士，由他们充当我们的“敌工”关系。这些人在为我方提供情报、沟通运河东西两侧联络方面，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我联络站庄进、李飞、刘晓屏、李云、潘介和、陈福泰等同志，于淮宝县的盐北、林集、山阳等边缘区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方可用的“敌工”关系伪职人员中，多数是敌伪据点内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大部分土地、家眷在我民主政权管辖范围。只要他们能配合我抗日游击活动，我们地方政府及联络、交通两站就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这样做，就更利于我们发展“敌工”关系，扩大统战成果。例如，戴湾乡乡长戴镇江，交通站的同志就对他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他愿意配合交通站的一些活动，甚至能以“个人和全家生命”来担保。一次，我军一个连的官兵经交通站渡河向东，渡船是从三太乡周庄找来的，必须拖船过堤下运河。第二天早晨，伪军发现拖船的印子，追查这事，戴乡长回答说：“这是做生意的民船过堤的。”伪军生疑，但又找不出破绽，就“自带舵”地说：“要小心共军，当心脑袋！”“共军来了要报告。”戴乡长一个劲地在口头上答应：“是，是。”

在统战工作中，交通站除对伪职人员做大量的工作外，还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对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同志们到围子内外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向伪军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是被逼出来的，你们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不要干坏事”等等。日本人在华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小昌房子曾到泾河、平桥日军围子外边喊话，唱《国际歌》，以争取其转变。由于交通站同志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有些伪军暗中支持我们，当我们护送人员过河时，他们当作没这回事，不打枪，不声张，不告密。

护   送

林集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党政军首长、重要人员和部队，传递文件、信件及转送武器弹药等物资。这个交通站曾护送过成批的干部，成连成营的部队，成百的学生，成包的文件和大量的物资，没有出过大的问题。即使有时出现了岔头，也能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弥补。1944年7月的一天，二师五旅供给部的同志渡河东去。由于渡河时紧张，遗失盒子枪一支，当时不便寻找。4天以后，失枪者回来查找，经过交通站的努力，终于物归原主。

同年冬，大运河水面结了厚冰，新四军一批大队人马踏冰过运河时，一匹马沉入水中。交通站通过戴镇江乡长出面，找来木板，横铺在冰面上，几个人合力拉拽，终将马救了上来。

护送干部有个规定，要随身带华中局或军部介绍信。介绍信的左下角有个括号，括号里可填甲、乙、丙、丁字样，也有不填的。若是“甲”字符号，即为高级干部，交通站必须与淮宝县独立团联系，至少派一个连部队护送；……若是“丁”字符号，大都是团级干部，由武装交通队护送即可；如无任何符号标志的，则由交通站派交通员为其带路。

1943年夏天，陈丕显同志从军部开会回一师驻地。途径林集区，他派人到利民桥王建高家联系渡河事宜。王建高立即找来鹤涧乡四保保长周四（原是屠少甫的爪牙），要他迅速找几条船急用。周四心中不满，嘴里叽叽咕咕，但又害怕交通站，勉强答应去找船。这一切被陈丕显同志看到了。他一边指着周四远去的背影，一边喊道：“王建高，王建高，这是什么人，他刚才骂你，不愿找船，你把他找回来控制他！”这时，周四自知势头不对，过河躲起来了。当王建高和一个警卫排长撑船赶到河东时，已找不到周四了。陈丕显指出：以后对这些人不可轻信，也不能轻饶。随后，王建高千方百计找来了五、六条船，拖到运河里，顺利地把陈丕显同志及随行护送的警卫连渡到河东岸。约过了三、五日，陈丕显同志发给交通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扬交通站的工作做得好，在敌人鼻子底下护送我方人员安全过河，为党立了大功。

1944年秋天，张爱萍将军从四师去三师路过林集区，淮宝县独立团二营周营长带一个连协助交通站护送。交通站派孙国喜带路，从戴湾过河，其他通讯员配合。由于事先沿途联系不够，运东地区我武装部队夜间行动与执行护送任务的先头部队发生意外“遭遇”，双方开了火，渡河未成。这样，张爱萍等同志不得不在林集小憩三、五天，住在利民桥附近屠大庄已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屠云鹏家里。张爱萍将军在寒风嗖嗖的深秋季节，坚持冷水浴，每天在屋前的屠河里展臂游泳，群众都为之赞叹。当同志们提到弹药少的问题时，张爱萍从几个警卫人员身上抽了17发盒子枪子弹送给他们。

部队过了运河向东，离河堤不远处碰到伪军孙侯甫自卫队的巡逻兵，王建高当即派一个警卫排包围他们，轻而易举地缴了他们的枪，并逮住了孙侯甫。孙和伪军们都说，他们同刘晓屏有联络，今天不晓得交通站人员路过这里。说着刘晓屏等人到达，孙的话得到证实，张爱萍同志就叫把枪还给他们。命令队伍继续前进。走了十多里路，到了杨三集，张爱萍同志问：“这里离敌人据点多远？”王建高回答“离最近的敌人花园庄据点三里多路”。张指示“不休息，继续前进”。护送部队加快了步伐。

在那烽火岁月里，交通站曾先后护送过曾山、张爱萍、张云逸、陈丕显、粟裕、管文蔚、魏一平等党政军首长和重要人员，顺利通过日伪军封锁的运河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除   奸

交通站的同志在完成交通安全任务的同时，还配合区、乡政府抓好政权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党群工作。重点打击为日军卖命的汉奸、特务，扫除交通工作障碍，为民除害。

平桥镇位于淮安、宝应之间，踞运河东岸，西与林集区隔河相望。平桥据点内设有日军指挥部、特务队、自卫队，这对我交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一天，联络站站长刘晓屏向我交通站提供一个重要情报，即驻平桥据点内的“地头蛇”彭敬波，为谋取伪区长的宝座，向伪县长沙贵章打了包票：向运河东西两岸推进5-7华里，建立伪乡、保政权；联合特务队头子翟六麻子，搞垮交通站和联防队，破坏林集区区、乡政权。彭敬波家住平桥东侧，曾与交通站的人有过接触，知道一些交通路线和联络关系，对交通站的威胁极大。于是，交通站、区队和联防队共同采取对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他们制定了一个除奸方案和实施方法。一天晚上，他们化装成伪军，李萍扮成长官，闯进平桥据点，活捉彭、翟等地头蛇。事先区队派一个班过运河东，潜伏在伪据点南门外，伺机行动；刘晓屏和联防队在平桥东门外策应。李萍一行快到围子南门时，4人各点一支香烟，捏在手中，尽量遮住香烟的亮光。当他们离哨位十几步远的时候，嘴里含着香烟，大大方方地向南门口走去。哨兵喝道：“什么人？”“口令！”李萍把香烟一扔，用“长官”的腔调骂道：“他妈的！这会儿要什么口令！”说着即冲到哨兵跟前，身后紧跟着三位大汉。两个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立正”，请“长官”进据点。王建高是平桥人，对街道较熟悉。四人进围子后，他主动在前面引路。进了围子里，发现家家户户门都敞着，门板都被搬走作工事之用了，有的房子倒塌了。他们趁黑摸到彭敬波小老婆家，门也敞着，彭敬波和小老婆都睡得很死。当他俩被惊醒时，枪口已对着他们的脑袋。老奸巨滑的彭敬波自知无法脱身，假装满脸堆笑地说：“长官是从哪里来？有话好说。”孙国喜二话没说，即把彭敬波反绑起来，给他戴上礼帽，再披上大衣。彭的小老婆被捆在床腿上，嘴里塞上棉花团，并警告她：“要老老实实，不许乱喊乱动，彭先生明天可回来。”孙国喜拉着彭敬波，肩并着肩大摇大摆地向围子南门走去。南门口还是那两个哨兵，他们见到熟悉的彭敬波陪同“长官”到来，又是一个“立正”礼，目送他们出了围门。

李萍一行离平桥围子不远，就下堆直奔芦营子方向。警戒在围子外面的区队一个班，见捉到了彭敬波，个个高兴不已。不料，围门口的哨兵生疑，到彭敬波家发现情况，即鸣枪示警。一时间围子里一片混乱，叫喊声和枪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停在平桥一带运河里的日军汽油艇也出动巡逻。情况突然变化，交通站同志们不由意识到，必须迅速离开危险地带，于是，他们加快了步伐。但是彭敬波耍赖，故意不肯走快，企图待援。李萍考虑了一下，同王建高议定，改变原计划，决定就地处决彭敬波，然后再向上级汇报。他把枪决彭敬波的任务交给孙国喜。孙国喜对彭敬波连打两枪，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惩罚彭敬波这一着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一些地痞、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伪乡长、保长也老实得多了。在那以后的二年多时间，平桥镇伪镇长虽先后更换为张鹏仙、王建和、邓殿高、管寿生、董兆忠等五、六人，但交通站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护送任务。

交通站常驻利民桥。利民桥与平桥南头的火星庙、东南的大成庄成东西一条直线。护送路程近，因而交通站经常在这一带执行护送任务。平桥特务队在特务头子翟六麻子带领下，多次到这一带骚乱，抢粮物、造谣言、窃情报。对这群害群之马，交通站配合联络站和区队、联防队，给予了有力打击。平桥特务队由二十多人组成，成员大多数是土匪、汉奸、地痞、流氓。彭敬波的可耻下场，使特务队人员成了惊弓之鸟，恐慌不安。翟六麻子尤为突出，但秉性难改，暗中继续搞罪恶活动，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林集区队和交通站多次捕捉翟六麻子未成。说来也巧，区队在第二次捕捉平桥镇长李之林的过程中，从地板下面发现了翟六麻子，立即将他逮捕，后经淮宝县政府批准，处以死刑。1943至1944年一年多时间里，平桥特务队先后被捕捉执行枪决的有：马春生、董学海、王建本、沈九、管小五子等。至此，特务队一蹶不振，不久便垮了台。

交通站的工作，多次得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在华中交通工作会议上，专门表扬了林集交通站斗争机智勇敢，工作大胆细心的革命作风，赞扬交通站取得巨大成绩。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北撤。上级调李萍同志到陇海路设站，王建高到华中交通科任直属站长。至此，林集交通站已完成了历史任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弘扬老区精神，激发广大干群爱党、爱国、爱家和共圆“中国梦”的热情，7月1日下午，由建淮乡党委政府主办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多彩淮安 幸福建淮 ”在建淮乡“城南一号”社区隆重举行。区老促会会长殷长干、副会长田文秀等参加了这次活动。

                                      牛庆宝 武建国 赵炜 摄

 

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保家卫国

刘怀玉

沈坤是一名状元，是淮安人民的光荣，更是多少代读书人心中的偶像。但是，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击倭寇。倭寇即当年日本对华侵略者。

淮安历来是通海要道和沿海重镇，其所属海州、盐城、庙湾（今阜宁县城）都是海防前线。淮安又是漕运要道，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每遇东南风，倭寇即飘洋而来，由庙湾窜犯淮安，奸淫杀戳，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倭寇闹得最凶的正好是沈坤在家给母亲守孝的那几年。当时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偏偏这几年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

此时，淮安有淮安、大河两个卫兵力。淮安卫有7个千户所（有两个千户所分别驻扎在海州和盐城），大河卫5个，按照明初的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但到了嘉靖年间，兵员流失严重，淮大两卫仅有2371人，加上盐城、东海、海州三个所1000余人，也不过3000余人。但凤阳巡抚可统的兵，还有扬州、高邮两个卫和通州、泰州、兴化、仪真４个所，兵力还有1.5万余人。同时，还留用了一部分客兵，即由外地召募和调集来的兵。据范檟墓志铭说，“时督府集兵5.7万人，分17营以御之。” 巡抚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外又召募兵勇3000人。这么多兵力，有巡抚、操江都御史等大员，和兵备道、指挥使，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参与统领作战，军事力量算得上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

但因当时政治腐败，缺少军事训练，官兵吃粮不管事，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明穆宗实录》卷4记载：隆庆四年二月丙寅，巡抚山东都御史靳学颜上疏曰：边兵、京兵、留都之兵、腹內卫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则同，而缓急之用异焉……往时刘贼（指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起霸州，无几竖子耳，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至不免于边军之调。嘉靖中年，倭寇发海上，5000余人耳，转掠十余府，至应天门外，而48卫者无一人出撄其锋，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此其明验也。”

本来漕运总督兼任巡抚淮安、凤阳、庐州、扬州和徐州、和州、滁州四府三州地方，这里如果发生军事问题，照例必须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后来又单设淮安巡抚。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丁亥，指派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来淮任巡抚，提督军务，兼巡抚凤阳，专门进行抗倭。（《明实录》卷452）。而漕运总督则单一地负责督漕。

对于官兵的经常失利，淮安人民非常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同情人民遭受的疾苦。他感到这正是他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了。在他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1000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使这支队伍成为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

现在，人们对于沈坤所练的武装都习惯称之为乡兵，《宝应县志·摭记》则称“沈状元家兵”。练乡兵保乡里，是当时一种风气，到处都有，沈坤练乡兵是顺应潮流，是一种抗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壮举，是值得称道的。

据说，沈坤的乡兵大营设在新城，在新城、河下设立路障，派人日夜巡逻。建了不少岗楼，楼下可以藏兵，顶上可以瞭望、报警，名之为“御倭屯瞭所”。其中有一座在湖嘴，一座在竹巷他家旁边。白天，他在新城内练兵，夜晚他独居城外，巡视敌情。他经常教导他的部下，为了保卫大明江山，保卫自己家乡，要加紧训练，英勇杀敌，英勇善战，打了许多大胜仗。

沈坤的行动立即得到多方面的支持。阮葵生的七世祖阮淳（1506—1588），是个诸生，他将他家储集的粮食全部送给沈坤作为军粮。《阮氏家谱》卷上记载，阮淳字春泉，亦大河卫人。“性磊落，好施予，尤多隐德。沈祭酒十洲练乡兵御倭，公罄所储粟以饷军。”杨庆之《春宵呓剩》卷1亦记载：“春泉淳磊落好施，沈十洲祭酒练乡兵御倭，春泉罄所储以饷军。”

沈坤的乡兵打过多少次仗，现已无法弄清楚。淮安地方志上记载了以下几条：

康熙《淮安府志·仕绩》：（沈坤）居母丧时，倭贼数千，犯淮孔棘，公散家资，募乡兵千余，独居城外。倭纵火延烧，官兵且却，公率乡兵，亲当矢石。射中其魁，乘胜追杀。城上人望之，呼曰：“状元兵！”

同治《山阳县志》卷21“杂记”记载：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十月，“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

看来沈坤兼通武艺，能亲自教练乡兵，还能开弓亲自射中敌酋，文武双全，真不简单！《江南通志》记载同上，并且还说：

乡兵乘胜追击，“城上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掠尤惨。坤极力会战。”

沈坤的乡兵从此被人称之为状元兵，名声大振。所谓会战，当指状元兵与倭寇作战，或者与官兵会同与倭寇作战。

《乾隆淮安府志·兵戎志》：“三十六年三月，倭犯淮安府诸县。《庙湾志》：时贼首麻叶、陈东、徐海皆已死，江南、浙西诸寇略平，江北之倭自金沙登岸犯如皋、泰州，复犯天长，趋盱眙、泗，入清河、安东，又犯高宝至淮，倭夷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杀尤甚。沈坤率乡兵悉力会战，大破之。倭乃溯东乡，由盐城至庙湾。

《重修宝应县志·摭记》记载： 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七日已刻，倭从高邮至宝应，越宿移舟淮郡，遇沈状元家兵，冲突复回。好事者渡河詈挑之，遂纵火焚7日不绝，公私庐舍殆尽，杀掠数千人。至十七日挖此盐坝乘水放舟而去。郑綵有记倭寇五古一首云云。当时沈状元家兵能却勍敌如此，信乎，十洲先生之功业与淮俱永矣。”

此外，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3、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1等人私家著作中也有记载 ，大体与此相同。都说他们还曾在姚家荡大败倭寇。姚家荡在山阳县顺河乡境内，即今淮安区官路、丁姚、胡宋三村之地。如果说从乡兵只能在本地作战来讲，这还算是在本乡本地的。从战争需要兵力来讲，素有战斗力的乡兵状元兵也当然会使用起来。沈坤与李遂肯定有过“会战”，即有过合作。李遂对沈坤评价很高，说沈是“才兼经略，功收御侮”。这说明他们不但有过合作，而且合作的很愉快。

抗倭胜利结束以后，官府与沈坤状元兵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弄到一起，挖了一个个深坑进行集中埋葬，上面筑起高墩，名之为“埋倭山”，也有人称之为“埋倭墩”，遗址仍在今顺河乡丁姚村第五组，后来那里开掘了一条苏北灌溉总渠，将一部分划到渠南复兴乡墩郎村境内。埋倭山显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凡是侵略我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