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引导下，淮安城第一次解放前后，新四军和苏北区党委等都十分重视革命文艺，把革命的歌曲到处传唱，把戏剧演到地边场头，把秧歌舞扭到各家各户门口……这些鲜活的文艺节目，都成了很好的鼓舞人民对敌斗争、打击日伪人员的重要武器。

戏剧演到地边场头

淮安城在日伪占领时期，因为日军战线太长，驻军很少，主要靠一些民族败类当帮凶以维系他们对这块地区的统治。比如淮安北乡就主要靠一个叫杨文锦的人来当伪军团长，帮助日本人统治伪十一区（今淮安区北乡的大部分以及淮安市经济开发区等），残酷地欺压老百姓。

杨文锦是个土匪出身，由杀人起家，接着投机革命，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我抗日英雄丁澄。他杀丁澄的时候还到淮安东南乡的泾口马湾子向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邀功请赏的，被委为涧（河）北除奸大队长。可是不久就被日伪用高官厚禄收买，当上了日伪政权的中校大队长（相当于团长），从而为非作歹了好几年。也就是说，日本人在淮安、甚至在中国的所有沦陷区都是采取“以华治华”的手段。这样他们主要控制的也仅仅是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镇，大片的农村地区，他们是既无力量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占领的。这就给我们共产党创建根据地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淮安乃至整个苏北的抗日解放区就建立起来了。

当时，活跃在苏北的主要是黄克诚大将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由于新四军有新安旅行团的艺术骨干辅导，所以新四军活动范围内均有革命文艺的开展，而且这些文艺活动主要在淮安、盐城这一带，以至于当时在我们淮海、盐阜两个区流传着“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这样的赞语。“七旅、八旅”都是新四军三师所属的正规建制，“新安旅”则是诞生在淮安，后旅行全国，唤起民众抗日的一支革命青少年团体——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皖南事变”后，他们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从广西桂林撤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那时是战争时期，军地不分家，新旅团员们既辅导军队的文艺，也辅导地方文艺。他们把戏演到根据地的每个角落。1945年淮安解放前夕，我就看到过由地方干群在我的堂兄秦九皋家门口（在今淮安区席桥镇三里村第二居民组）演的一出小的活报剧，剧名叫《调转枪口》。参加演出的有当地塾师张永生、村长秦九如、村儿童团长席树高，当地农民席洪祥、秦步国等人。剧情也很简单，是说一个当上伪军的人回家探望父母，却听到妹妹诉说日本鬼子如何如何地欺侮她，从而激起他对日本强盗的仇恨，愤而加入新四军，调转枪口去打击日本鬼子的事。

这些戏演得虽然不怎么样，但他们都是向新旅学来的。在台上他们根据情节还尽情发挥，不仅把群众逗得前仰后合，还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分清了敌我，鼓舞着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斗志。

秧歌舞扭到各家各户

如果说演戏难度比较大的话，那么扭秧歌就比较简单了。新四军活动范围内的秧歌舞也是由于新旅当年旅行到甘肃平凉时，陕北解放区特意派“红小鬼”苏纯俊到“新旅”教他们学会的。后来，“新旅”又把它带到了苏北解放区。由于穷苦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受压迫、被欺凌，一旦被解放他们就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笔者清楚地记得，一位九岁就当童养媳，多年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妇女朱美英，在人民政权提倡妇女要解放、妇女要翻身时，激动得不顾一切地走出家门去扭秧歌。一次，她正在吃早饭，一碗稀粥还捧在手里。这时，秧歌队扭过来了，她连手里的粥碗也没放下，就加入了秧歌队。由于激动地扭着腰体跳舞，一碗粥被扭撒了，一滴不剩。尽管她的秧歌舞步法不到位，身姿也不是很美，但她内心是激动的，脸上洋溢着的是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后来她当上了区妇女会长，1948年在向我方送情报时与小姑子朱美香双双在渔滨落水，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已宝贵的生命。

我的老家在淮安区北乡，和当汉奸的杨文锦是同一个村，因此，对杨家情况知道的比较多。他一共亲兄弟四人，依次叫杨文章、杨文锦、杨文龙、杨文才，加上他还有一个嫡堂兄弟杨文举，加起来就是弟兄五人。

杨文锦当上土匪后，他的几个兄弟也就跟着想发财，于是，人们便统称他们为“杨家五虎”。杨文锦兄弟杀害了我抗日民主政权淮安县十一区区长丁澄后，又当上日伪大队长。于是他的几个兄弟也分别跟着做“官”：杨文章当上伪淮安县十一区区长，杨文龙也当上伪军少校团副，带一帮狐朋狗党驻守李圩子（今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南马厂乡李席村）。1944年春，杨文章骑着一头小毛驴去赶茭陵集。尽管他带着一名化妆成“赶脚”的勤务兵，尽管他把灯草皮白草帽压过自已眉毛，结果还是被淮安自卫总队的一名队员认了出来而抓到了，经过公审最后被枪决。这样，杨文章成了“杨家五虎”中第一个被打掉的“死虎”。

人民群众在高兴之余，随即编起了歌曲。用《四季游春》调唱了起来。

春天到了遍地麦子青，

青年人要参军，

去打东洋兵。

挂红花，骑大马，

你看多光荣！

挂红花，骑大马，

你看多光荣！

 

夏天到了蚊虫闹嚷嚷，

活捉杨文章，

人民力量强。

杨文锦，小木匠，

折去一只膀！

杨文锦，小木匠，

折去一只膀！

杨文章被镇压后，杨文锦反动气焰格外嚣张，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到1944年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的侵略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这些投靠日本的汉奸们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终于，在1945年春节的前一天（1945年1月13日，农历甲申年三十晚上），淮安总队奇袭板闸镇，活捉杨文锦，把他拴在马尾巴上一直拖到陈圩荡（今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南马厂乡严高村），经群众公审后枪决。杨家依然不思收敛，继续死心塌地的为快灭亡的日伪政权效力，特别是杨文锦的三弟弟杨文龙又继续充任杨文锦的中校大队长，继续充当民族败类与人民为敌。结果前前后后都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只剩下一心坚持做木匠手艺的、被当地群众称为“四饭桶”的杨文才一个。于是革命群众就编起了顺口溜：“先吃羊（指杨文锦）肉后喝汤（指汤学政），顺便带走严兆纲。”汤学政、严兆纲当时都是和杨文锦齐名的汉奸。群众还用秧歌舞配合《小放牛》的曲调编唱。

这些歌曲、舞蹈生动、活泼，唱得人民开心，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抗日打鬼子的士气，也使那些当过二皇或是二皇的家属们垂头丧气，莫哀一是。

学唱“洋歌” 打击敌人更显效果

“洋歌”就是由新旅按7字乐谱教唱的歌曲。学唱“洋歌”打击敌人更显效果。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大将当时还兼苏北区党委书记，军地一把抓。在一次军地干部会上，黄大将动情地说：“我们盐阜区、淮海区都没有山，老百姓就是新四军的靠山，我们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

新安旅行团的文艺骨干们就根据黄师长讲话的含义，由团员陈明创作了一首歌。

河里鱼儿要由水来养，

老百姓的军队要由老百姓来帮。

新四军打仗在前线，

老百姓帮忙在后方。

军民大家一条心哟，

打败鬼子保家乡。

这首歌朴实、生动地反映了苏北解放区的新四军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经过新旅的广泛教唱，在根据地流传很广，笔者小时候也曾在老家的地边场头听过儿童团、妇救会唱过。

当时，敌强我弱，每个部队、每个地方都把扩军、参军当作第一件大事。于是，苏北的文艺界人士和新旅都编出了许多通俗易懂和琅琅上口的歌曲。笔者那时也曾跟着学唱，这些动员青壮年参军的歌曲，有用《四季游春》调填词的，也有用“十劝郎”调的，还有“调兵调”，“一更鼓儿咚”等等。新旅还编过一首十分动听的《宝宝长大打东洋》的歌：

拉大锯，拖大据，

县城里，唱大戏。

爸不去，妈不去，宝宝也不去。

爸爸忙，栽树秧，

妈妈忙，去采桑，

宝宝忙着上学堂。

树长大，作屋梁，

蚕长大，吐丝长，

宝宝长大打东洋。

上边这些歌曲都是新旅创作，并按乐谱教唱的。它不用地方上耳熟能详的民歌、小调传唱，常被地方上的儿童团、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统称为“洋歌”。这些洋歌，也容易学、容易唱，并且流传很广。

还有一首根据当时情况编的民歌：

天上有个扫帚星

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

手上拥兵几十万，专门欺侮老百姓。

面前鬼子不敢打，反共摩擦最卖劲，

黄桥一战打的惨，几万官兵送了命。

陈毅军长讲仁义，派人与他谈和平，

团结一致打鬼子，他捂着耳朵听不进。

新四军杀敌功劳大，老百姓拥护一条心，

韩德勤想出馊主意，曲线救国保狗命。

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政权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江苏省会设在镇江。日本鬼子占领苏南后，韩德勤带着十几万人马跑到兴化。1942年日本人扫荡兴化，韩德勤又跑到淮安东南乡。他自已住大阳舍（今淮安区泾口镇大阳村），把他的省属厅、局等机构都设在车桥，被人们戏称为只管两个半乡的省主席。“扫帚星”就是彗星。旧时淮安民间认为，天上出现扫帚星就说明人间将遭灾受难，是人类最不吉利的征兆。

韩德勤不思抗日，搞反共摩擦却是一个行家里手，就像天上的“扫帚星”一样。但他好几次当了新四军的俘虏。可是，为了团结抗日，陈毅等都把他放了。所以，人们既看不起他，也十分痛恨他，这些民歌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些鲜活的革命文艺节目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人民抗日的士气，鼓舞着军民的斗志，就像匕首和枪炮一样，成了打击敌人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