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话“盐”踪

谷子

人间沧桑说古今，史海钩沉话“盐”踪。中国海盐业历史悠久，据古籍《世本》《吕氏春秋》记载，中国最早发现“煮海为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与中华文明的产生同步。盐城有着广袤的海滨滩涂，丰茂的芦苇草荡，为海盐的生产与加工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沿海地区的海盐生产已初具规模。此后以盐城为中心的江淮沿海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几千年来未有更变。时至今日，盐城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拥有国家所属的灌东、新滩、射阳三大盐场，年产海盐达65万吨左右，占江苏年产量的三分之二。201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海盐博物馆设立在盐城。这是我国第一座国家级的盐类博物馆，标志着盐城在中国海盐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确立了海盐文化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盐城的寸寸泥土都浸湿着海盐的咸味，盐城的海盐文化，史韵悠长。汉武帝“笼天下盐铁”，在全国各地置盐铁官署，实行盐铁官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盐设县，始有盐渎。《后汉书.百官志》言：“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考盐渎以产盐得名。”西汉共在全国设置了32处盐铁官署，在沿海29个县中，只有盐渎和山东的堂邑设置了盐铁官，可见盐渎是西汉最重要的产盐地之一。

到了唐代，全国主要产盐地共设置四场十监，境内就设了海陵、盐城二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海陵（今东台)监岁煮盐六十万石”， “盐城监每岁煮盐四十五万石”，两者相加超过百万石。盐城在唐代时期盐业产量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唐初泥沙淤海，洲与大陆相连，滩涂面积扩大。二是“就场专卖法”等新盐法问世，官府在盐场收购，以收购价格加上盐税转手卖给盐商，由商人自由运销，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三是制盐方式改变，汉代以前，盐城沿海采用原始的“煮海为盐”法，费时费料；中唐以后，使用“刺土成盐”法，提高了制盐成效。宋时两淮盐区共设三监二十九场，盐城境内设有海陵、盐城二监及十一场。宋真宗时，盐城监与海陵监的产量已达100余万石（5000余万公斤)。《宋史.食货志》载：“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元中叶两淮二十九盐场产盐380万石(1.9亿公斤)，已经达到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盐城境内十三场产盐290万石（1.45亿公斤)，占淮盐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六。因而，“两准盐税甲天下”之说，是赞誉两淮，更是赞誉盐城。

明初之际，第三代煮盐器具问世，盐法改革，两淮盐产量更是上浮，成化十九年(1483年)，两淮存积盐达数万引。明永乐九年(1411年)及天顺元年(1457年)，盐城境内曾两次浚河修堤，串场河全线通航，自南向北纵贯盐城全境，将沿海的15个盐场串通，便利盐运，故名“串场河”。

中国古代实行盐铁官营，盐政机构地位重要，各级盐官均由朝廷指派。在盐城任职的历代盐官中以北宋时期的晏殊、吕夷简、范仲淹最为著名，这三个人相继出任西溪盐仓监官，他们政绩显著，文采风流，先后入京为相，堪称千古佳话。盐城濡染了他们的德泽与才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盐城的贡献最大，修筑了百里捍海长堤，抵御海潮侵蚀，保护堤内农田和盐业，后世称为“范公堤”。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早已成为盐城人民的精神高标。与盐城海盐相关的故事很多，尤以元末明初大丰白驹的“张士诚十八条扁担起义”影响最著。这场纵横大江南北14年的盐民起义，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撼动了元朝统治，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赫赫有名。

几千年来，海盐的生产、运销是盐城人民的生活主体，沿海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浸透了盐卤，道路、河流、城乡、桥堰、闸坝以及大量文化遗存无一不打上了咸味的烙印。海盐业的发展，构成了系列而完整的海盐文化。如今，一年一度的海盐文化节，吸引八方游客，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分外热闹。面向范公堤，背倚串场河，一座形似盐晶的博物馆，静静地安座在瓢城之中。这是中国唯一以国家命名的海盐博物馆，踏着那一级级台阶，我充满好奇的心情走进去，寻觅那古老的“盐”踪，关注每粒盐的生长历史，关注着盐城的昨天、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