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崇德向善 激励见贤思齐

乡贤是对地方有重大贡献、有垂范意义的社会贤达，古代乡贤是政府与乡民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政府的建言者、甚至批评者，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维系者。在社会发生动乱时，有责任和义务协助政府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在当地发生灾荒时，则动员社会力量开粥厂，赈灾民。

嘉定的文化传统，向以修身为本，孝义为先，诗礼传家，因而乡贤名士辈出。他们或以学问文章，经世致用；或以励精图治，政声清明；或以品德高尚，行止端正；或以重义轻利，急公好施而闻名。他们关心家乡，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他们修身立德，嘉言懿行，教化乡民，垂范乡里；他们维系秩序，倡导礼仪，崇德向善，传承文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他们的行动和精神，传递着人情、乡情以及自觉的社会责任。

撰文/陶继明 刘静娴

摄影/韩晨旭

乡贤：追慕先哲  惠及后人

明嘉靖十三年（1534），官方对“乡贤”给出了定义：“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在旧时，要想入祀乡贤祠，过程严格而又复杂。明清两代乡贤的确立，需要地方公举，再经官方审核批准。每年的春秋两季，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乡贤仪式，以示对乡贤的崇敬，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民国。

“教化嘉定”素有崇敬先贤先哲的风尚，历史上曾出现过乡贤祠、名宦祠、思贤堂、折漕报功祠等许多类型的先贤纪念馆。对嘉定民众追慕先贤，学习志士仁人，培育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嘉定乡贤祠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1），位于孔庙大成门东侧，阔为三楹，至今保存完好，祠内供奉着嘉定的文化先贤和忠节之士，他们是值得嘉定人民景仰的贤人哲士，时间起迄为建县前至清代乾嘉时期，入祀乡贤共计50人。至清代中叶后，也许是由于内忧外患而中断。

入乡贤祠50人姓名全录于下：宋代的孙载、孙察、杨应龙、姚舜元；元代的王子昭、瞿懋；明代的黄采、王彝、金文征、郑闳、彭眘、陈述、徐瑄、范纯、龚弘、葛镛、李宗祐、唐恩、高鏊、金洲、徐学谟、侯尧封、张起孝、张恒、殷都、须諘、李先芳、金兆登、徐允禄、唐时升、娄坚、归子顾、侯震旸、周道隆、李流芳、周之谟、孙元化、严衍、顾其国、张锡眉、黄淳耀、黄渊耀；清代的赵洪范、邱道登、王泰际、张云章、张鹏翀、钱大昕、秦大成、钱大昭。

这些被供奉于乡贤祠的历代嘉定乡贤，他们中不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畏强敌者。南宋建炎初，时任朝散郎的孙察被任命为起居使，出使金国，孙察在金国守节不屈，毫不示弱，惹恼了一贯骄横的金人，被金人用浸透油脂的棉絮裹住身体，纵火焚烧，他骂不绝口而死。与他一样不畏强敌的还有姚舜元，德佑初年，元军进犯江平，时任平江府东南副将的姚舜元镇守吴淞，面对强大的元军，对其弟姚舜宝及儿子姚应龙说：“国家厚泽在人，大本未去，收拾散亡可图也！”后姚舜元及其弟、其子皆战死于沙场。位列乡贤祠的南宋抗金名将杨应龙，明代屡建战功、抗击后金的孙元化，在“嘉定三屠”率义兵守城抗清、缢于西林庵殉国的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以及协助抗清守南门的张锡眉等，亦有铮铮铁骨。

在古代，乡贤因其自身社会贤达的身份及社会影响，敢于在官民之间为民请命，仗义执言，针砭时弊，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敬仰，深孚人望，为时所重。在明代，轰动一时的嘉定折漕为银赋税改革运动中，金兆登、侯震旸、唐时升、徐学谟、李先芳、殷都等一批乡贤，多方奔走呼吁，甚至不惜千里赴京，伏阙上书，向朝廷说明嘉定的实际困难和特殊情况。还有一些在朝为官者，居官始终为民不为己。明嘉靖年间，高鏊时任太医院院判署南院使事，他曾在严嵩柄权之时，刚直不阿地警告媚事严氏父子者，不要忘记奸臣钱宁被诛的下场。明成化年间，范纯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当时在内阁任职的万安，其子肆横乡里，范纯将其绳之以法。明成化年间，葛镛到南京任大理寺评事，一次，在审理一桩盗窃案时，发现所抓之人被冤枉，向大理寺卿汇报后，受冤者得以释放。此外，还有曾为松阳令的唐恩，官至江西右参政的张恒，在南京兵部车驾司任职的李宗祐等，他们都是为官清廉、以民为重的贤臣。

旧时的乡贤中，也有一生躬耕于乡，整理文化，专心倡导教化之人。元代有王子昭慷慨捐田2700余亩助学，创办义塾，开嘉定义塾之先河；之后又有瞿懋等人继承先贤之志，创办义塾，弘扬嘉定崇文重教之风。被学者视为嘉定文脉发展的源头——元末明初诗文家王彝，学行纯正、文章典雅，著有诗文集《三近斋稿》、《妫雌子集》等。明万历年间，有精通史学的严衍，历时30年，补充《资治通鉴》，成500卷。明后期“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娄坚，尤擅书法，时称“天下绝妙”。同为“嘉定四先生”的李流芳，无意仕途，是嘉定历史上极有成就的画家，其《芥子园画谱》是一部杰出的中国山水画技法基础教科书。还有徐允禄、王泰际、张云章、钱大昭等一批文人学者，为嘉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奠定了基础。

当然，位列乡贤祠的乡贤中，更有不少科举夺魁，独占鳌头，为地方争光者。官至工部尚书的龚弘，办案精明，明嘉靖初年，赠荣禄大夫封号，死时御赐祭葬。明永乐年间进士彭眘，为官刚正不阿，曾被诬，明宣宗笑曰：“朕固知彭眘不爱钱也。”清雍正间的进士张鹏翀，官至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诗、书、画堪称“三绝”，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南巡，钱大昕进赋入选，授举人，后中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服丧后不再出仕，从事著述和讲学，历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山长，桃李满天下，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学上，《廿二史考异》及《十驾斋养新录》是其代表作。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的秦大成，官至会试同考官，回乡后支持钟山、平江、娄东书院，并受聘修《南巡盛典》。

近年来，乡贤与乡贤文化又被重新提及。嘉定曾面向社会开展“我心目中的嘉定历代乡贤”推选活动，以砥砺后人。在推选名单中，除了位列乡贤祠的王子昭、徐学谟、孙元化、李流芳、娄坚、唐时升、黄淳耀、秦大成、钱大昕等，还有不少近现代有名望的本地乡绅，虽没有乡贤祠“加冕”，但他们身上凝聚的正能量，值得每一个嘉定人崇敬和传承。

乡贤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这种正能量孕育了一批能引领道德观、价值观和涵育文明乡风的“新乡贤”，主动参与社会治理，让社区充满了温情，让家门口的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生活环境变得鸟语花香，推动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近代乡贤

廖寿丰（1835—1901），官至浙江巡抚，积极推行“新政”。回归家乡后，捐银3500多两，创办清华书馆。

徐鼎康（1876—1938），历任江苏省金陵道尹，江苏省省长、江北运河工程局局长。抗战期间，日寇派人要其出面维持苏北地区秩序，他严词拒绝：“坚决抗日，不作汉奸”。

顾维钧（1887—1985），享誉中外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情系桑梓，逝世后，家属将他的大部分遗物捐赠给家乡，创立“顾维钧生平陈列”。

葛成慧（1891—1970），曾任嘉定普济医院（今嘉定区中心医院）院长、嘉定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等。著有《公共卫生学》《助产学》《临床细菌检验学》等。

吴蕴初（1891—1953），著名化工实业家。抗日战争中，嘉定普通小学被日机炸毁，吴蕴初捐资兴建“蕴初厦”教学楼，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廖世承（1892—1970），现当代著名教育家。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著有《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

潘指行（1892-1958），教育家、实业家。曾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推行中心小学区制，创办昆嘉青乡村师范学校。与顾吉生等创办普济医院。后又创办嘉定勤业初级中学、娄塘中光中学、承德中学、人民中学。解放后曾任嘉定县副县长。还是嘉定历史上第一位捐献遗体者。

胡厥文（1895—1989），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关心家乡建设事业，呼吁振兴嘉定竹刻，将宅第“雪园”赠给嘉定县人民政府作为办公场所。

谭正璧（1901-1991），主编进步刊物《怒潮》《黄花》。后任职中国书报编译所，主编《新中国文库》。嘉定解放后，参加接收黄渡乡村师范，曾任齐鲁大学教授、华东师大硕士生导师。一生出版著作150余种，千余万字。

顾作霖（1908-1934），参加过五卅运动，协助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

秦瘦鸥（1908—1993），原名秦浩，笔名刘白帆、万千、宁远等。作品有《秋海棠》《梅宝》《危成记》《小说新话》等，译著有《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关心家乡文化事业，曾任嘉定梅园京剧社顾问，提携、关心家乡文学新人。

张碧寒（1909—1995），知名画家、文物收藏及书画鉴赏家。他情系家乡，向家乡博物馆捐赠大量文物，其子孙至今仍不间断地向嘉定博物馆捐赠。

浦泳（1909—1985），历任启良学校校长、民盟嘉定县委主任委员、嘉定县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对县内的文物史料颇为关切，尤为关心秋霞圃的保护工作。

陆俨少（1909—1993），曾任浙江画院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关心家乡文化事业，捐赠书画作品创办“陆俨少艺术院”。

吕炳奎（1914—2003），自幼立志学医，后弃医从戎，1938年变卖家产组织嘉定外冈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等职。

于光远（1915-2013），哲学家、经济学家。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关心支持家乡文化事业，按他生前遗愿，他的遗物、书稿、著作等已捐给嘉定区档案馆。

循礼守法——

孙载

孙载，字积中，北宋治平年间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任河中府（今山西蒲州一带）户曹。河中府太守权高威严，一般官吏都不敢接触他，但孙载独能理直气壮地与他辨明是非曲直，有理有节，后来太守不仅器重他，还极力向朝廷推荐他。不久，到了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向全国推行青苗法。河中府下属的乾祐县因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行，朝廷派出的中书检正官（内阁侍读学士）在察访时发觉，不执行青苗法是犯了抗上之罪，并准备严厉处罚知县。孙载闻讯后，立即向中书检正官说明情况：这个小县的老百姓很穷，推行青苗法还不成熟，知县是无辜的。中书检正官了解实情后，最后沒有处理知县。之后，孙载调任两浙西路，任德清县知县。他到任后就着手处理历年积压的案子，办案迅速，断案神明，受到德清百姓的好评。北宋熙宁八年（1075），浙西发生灾荒，而德清却是熟年，孙载早有预见，劝当地大户出手积粮，共收得十五万斛。第二年，米价飞涨，德清在孙载的干预下，却以平价卖粮，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后来，孙载又任河南考城知县，由于该县法治松弛，偷盗之风甚烈。上任不久，他得知一伙强盗打算在元宵节于县内进行抢劫，立即作了两手准备，一边布置官兵严加防范，一边照常张灯结彩，设宴招待同僚、部下过节。强盗看到孙载不慌不忙，反而害怕得逃走了。此后直至他离任，境内再未有强盗作案。

孙载为官清廉而有才干，宋神宗曾将他的名字写给中书省，希望提拔他，但因人阻挠而未成。他历任海婺、沂州、亳州知州，凡所到之处，人们都称颂他为循礼守法的官员。

捐田助学——

王子昭

王子昭生活于宋末元初，因居于练祁河东，人称“祁东先生”。南宋咸淳年间，王子昭任嘉定县学正，倡导教化，修葺学宫，细心爱护嘉定的莘莘学子。宋亡元兴，曾任吴郡学道祠的小官，不久辞官还乡。

王子昭在任嘉定县学正时，看到不少年轻学子因家境贫困而上不了学或终止学业，觉得非常婉惜。当时的嘉定县学作为官学，其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田的租息。至宋末元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嘉定县学虽已有50年历史，但作为县学经费的来源——仅一千多亩学田的租息供养不了县学生员，捉襟见肘。王子昭决定将家中田产捐给县学，以充实县学学田。先后两次共向县学捐田3402亩，是嘉定历史上向县学捐田最多的一位善士。他的义举，让县学有了充足的经费，为培育人才提供了保障。

人们没有忘记王子昭捐田助学的事迹，元至正七年（1347），在王子昭捐田61周年时，一批士子集体向学官请愿，集资刻碑《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之记》，立于孔庙大成殿前，以告后人。从此，捐资助学在嘉定蔚成风气，“教化嘉定”的序幕徐徐揭开。

敢于直言——

侯震旸

侯震旸（1569一1627），字得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被派往行人司任行人，因公曾来往于福建、浙江、两湖等地，他单车微服，尽量不去打扰地方官府。

明天启年间，侯震旸任吏科给事中，时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勾结，势力极大，祸乱朝政，后客氏在东林党人的抨击下，被逐出宫，使魏忠贤陷于孤立。岂料天启皇帝因思念客氏，甚至流泪，魏忠贤趁机撺掇客氏回宫。有胆有识的侯震旸知道后，不畏时险，上了一道奏折，称客氏为“幺么里妇”，在“宫闱禁地，奸珰群小，内外钩莲”“祸贻宗社”，后来，尽管未能劝阻此事，但他敢于直言的风节得到很高的评价。在他任吏科给事中的8个月中，连上奏疏30余次，所论均不避权贵，切中时弊，其刚正秉直的名望令人敬佩。后来，他遭人诬陷被迁谪边远地区，仍不忘上疏陈述政事。

侯震旸热爱家乡，为造福于家乡的折漕为银运动而奔走呼吁，曾为《漕粮永折为百世利宜久远之碑》书法。

诗书画三绝——

张鹏翀

张鹏翀（1688一1745），字天扉，因喜读《庄子》，人称“南华散仙”。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历任文颖馆、河南乡试主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等，累升至少詹事、詹事等官。

张鹏翀以诗名天下，又擅山水画，书法亦苍劲，人称诗书画“三绝”。他诗才敏捷，有时早上等候上朝，翰林院同僚聚集一起，分韵作诗以角智消遣，一个诗韵定下来，他马上可以吟成好几首诗，而且都是工丽绝伦。乾隆二年（1737），乾隆帝临考场，考试官员，他不到半天，第一个交卷，因此引起乾隆的注意。乾隆皇帝喜欢做诗，他随口就能唱和，先后达数百首，深得皇帝欢心。

张鹏翀的书法风格似苏东坡，山水的风格宗法元代的黄鹤山樵，属于当时流行的娄东画派，时人将他的画与李世倬、高翔、高凤翰、董邦达、李师中等并称为娄东画派的“画中十哲”。他曾作《恭和春林淡霭图》等进献乾隆皇帝。乾隆亦以御画《松石图》、御书“双清阁”匾额，以及笔砚、纱缎、绒貂之类赐之。这是对他进呈《恭和春林淡霭图原韵》的回赠，他就在故乡宅内建了一座小阁楼专门供奉，以御书“双清阁”三字挂在阁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耀。

张鹏翀诗才也很高，有《南华山人诗抄》、《赐诗赓和集》、《一斗集》等。清代著名诗人厉鹗称其诗“咏物巧夺天工，言外传神，风韵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