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式俊

1962年，四弟刘式凯出生。他生后不久，父亲从镇上带回一个正在讨饭的小男孩。父亲说他6岁了，没了爹娘。母亲什么也没说就给这小子洗澡换了衣服，养就养呗。可是过了没几天，发现小孩有精神病，父亲只得把他送到民政局收容所。

转眼间来到1964年，大哥参军，母亲不舍，可父亲说保家卫国男儿本色，儿子将来符合条件了都要参军。这一年年底，五弟刘天生出生。他是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一年后出继给三爹爹的儿子刘友余为嗣。

父亲任村队长，任用了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提高粮食产量。鼓励社员养猪养鸡养鸭，推广长毛白兔和肉兔的饲养，从而增加了分配，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父亲关心群众生活，对他们的困难都尽可能地帮助解决。粮食不足的增加一些供应，经济困难的适当给予补助。一次，社员沈义宏去旧场看望内兄带回一只小猪，被南凌公社派出所拦下了，说是非法贩运小猪，属投机倒把，要没收。父亲立即和他一起去南凌。派出所的人见老大队长来了，马上就把猪给放了。

1966年初秋，父亲在人民医院眼科对右侧眼窝伤口做手术，取出荞麦壳大小的弹片三块，彻底解决了每年春天复发的问题。

父亲当大队书记后，家庭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我们所有孩子上学都要靠助学金。因为贫穷，助学金都是拿的最高标准。又因为人多，穿衣成了头疼的事。所谓新老大，旧老二，其实不然，我大哥有时也要穿父亲的旧衣服，鞋子袜子更是烂得不像样。冬天没有棉鞋，脚都起了冻疮。有一段时间，停课了，母亲开始帮助别人做衣服，父亲给我们搞来打线车，我和老三学会了打胶丝线，两个妹妹也学会了勾花并按图制作产品。这样家里渐渐宽裕起来，到1969年底我参军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家里已经有了400多元的余款，能够应付一些事情了。我走后，打线的任务就由13岁的三弟一个人干了，干到他也当了兵结束。不久大妹妹做了民办教师，小妹勾花一直做到出嫁。孩子们快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了，母亲把创收抓得很紧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