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荣

题记

他是跨界的国际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三童子”，五四运动参与者，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法共创始人之一，达达派东方代表；他是学贯东西的世界名人：一册用法文撰写的家庭纪实传记《我的母亲》在欧洲引起轰动，令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他是熟谙世界10多种语言的国际文化使者：他将东西方名著用双向翻译推介给世界，获得了法国总统骑士勋章。

在仪征小城中央，扬子公园临湖而设，杨柳环绕、洲渚如画。它还有另一个以世界文化名人盛成命名的称呼：盛成广场。盛成铜像背西面东静坐，神情恬淡，手中紧握的拐杖似要深深扎入脚下的故土。

盛成铜像，由中国现代雕塑大师吴为山设计，题词则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手笔。铜像的真正份量浓缩在像后的几行碑刻上：盛成（1899—1996），仪征人，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北京语言大学一级教授，著有法文《我的母亲》，获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骑士勋章……作为形象的注脚，金字塔般展开的铜质书页，集录着《我的母亲》有关仪征的描述：“……仪征，自有它的短处。然而它的长处，妙不可言的长处，亦非离开了仪征，不能觉得……常问，我是甚么人？我何以是中国人？我为什么是中国人？《我的母亲》就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一

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面对着十月革命的风暴激荡，素有革命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心巴黎，吸引着世界各国热血青年向着“民主、自由”的理想集结。1899年出生在仪征天宁塔下旧文人家庭的盛成，11岁离开家乡加入同盟会，投身南京光复战斗，成为辛亥革命“三童子”；随后与北大学生一起参与五四运动，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成立救国10人团联合会；运动末期，20岁的盛成在黄兴夫人资助下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他一边学习生物、人类社会学等西方学科，一边加入法国社会党，参与创办法国共产党并担任省委书记；一边忍受扛运木料艰辛糊口、接受救济的生活重轭，一边又潜心研修法语，汲取民间文学，创构新的章法，狂热投身旨在思想大解放的“达达运动”，与毕加索、海明威等成为莫逆之交。

1928年，盛成酝酿数年用法文写成完全属于私家传记的《我的母亲》，在多家出版社吃了闭门羹后，同为社会党人的社会活动家加皮夫人鼓励他：自己救自己！她给了五法郎，让盛成发快件直接寄给有过一面之交和书信往来的瓦雷里。当时，如日中天的瓦雷里享有“惜墨如金，吐言似玉，文不轻作，所作必精”的盛誉，社会名流的书橱中都装饰着他的作品。出人意料的是，瓦雷里为这位无名小卒100多页的小册子写下长达16页、上万字的序言，这在法国当时是空前绝后的厚待。毕加索对盛成羡慕不已：“瓦氏一字千金，你相当于得了一百万法郎的资助！”瓦雷里不仅肯定盛成的写法“极其新奇，极其伶俐，富有旨趣，娴熟迷人”，更称道盛成冒险大胆的视角，“拿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义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义，如何使人不神魂颠倒、心摇、情动、山崩呢？”说到底，盛成作为中国人，是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全面、客观、生动地展现一个浓缩了的封建王朝末期苟延残喘、回光返照的家庭悲剧；一帧代表民族意义的勤劳茹苦、朴实坚毅的母亲形象；一幅洋溢着东方智慧和醇厚民俗的仪征地方奇妙画卷。

《我的母亲》借助瓦雷里居高临下的代言，震动了整个法国乃至欧洲。

——《欧洲杂志》赞扬：在战后关于东方的著作，没有比他的著作还重要的了，以法国而论，我看不见有与他相等的人……

——《活世纪》不吝溢美：因为他是一个新生的东方辩护者，他所说的差不多是从研究中来，从思考中来，从实地经验中来，恐怕他是第一东方人。

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法、英、德、西、意、捷、匈、荷、瑞、希、丹以及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报刊都发表了褒奖评论。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以及大作家罗曼罗兰、罗素等无不热情称颂，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为《我的母亲》所吸引，通过瓦雷里认识了盛成，结为终身好友，1930年、1935年英文《密勘斯评论报》两次将盛成列入世界名人录。

二

参加辛亥革命后即将原名盛延禧改号“成中”，即为中国成功奋斗的盛成，终于在西方文化中心成功塑造了一尊令人敬仰的“中国铜像”。那是耸立在欧洲人心上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册体裁并不新颖但却直抵人心的传记呢？

盛成是在1919年11月12日五四运动尾声时，从上海黄浦江滩头登上开往欧洲的客轮的。除了法国，闪烁着文艺复兴圣火的意大利，在盛成心中就是“西方的中国”。在这里，他作为皇家巴都大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去车站迎接来校讲授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知道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拉得一手好提琴，而且特别喜爱中国唐代李白的诗……在这里，他拜访了在滨海养病的高尔基，亲耳聆听大师借物抒怀，“现在的‘大海’已被分割成许多格子，人生活其中不能鱼跃，也不想驰骋……”盛成由此联想到中国的旧传统，封建礼教不就是那禁锢自由和民主的格子吗？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窗听课、同室养蚕，并热心资助他读书的姑娘露意莎，他侃侃而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广识，让她倾心；她与爱因斯坦合奏《田园》之声的才情，令他佩服。当他在700年校庆万人狂欢大会上作为中国男儿代表即席演讲，博得“中国万岁”的欢呼时，是她以激情的热吻和动心的玫瑰表示了祝贺。露意莎引领盛成熟读了她的圣经——但丁《神曲》，并沿着彼得拉克、但丁、乔托、萨伽丘等先辈的足迹开始了订婚之旅，直至两人跪于但丁的石棺前祈求：真正的但丁，我们求你作我们永远相爱的证人，求你作我们的证婚人！然而幸福的大门却骤然紧闭：盛成是东方人，露意莎是西方人，她的寡母岂忍母女天各一方，永不相见。更难逾越的是教会无形的压力：信奉基督教的露意莎不得与异教徒通婚，否则就是叛逆，一对恋人，两颗芳心裂帛似地碎了。盛成神志错乱，险被电车撞死；露意莎不屈世俗，终身未嫁。生吞下涂着腥胆、内裹着酸涩的苦果后，空荡的灵魂反而被另一种暖流所充盈，盛成想起了贝多芬的名句：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勉励自身迎难而上；盛成走进但丁的“天堂、人间、炼狱”三重世界，寻求“神灯”，烛照孤寂清冷的人生，指引温暖光明的未来。一股发酵已久的力量加速了他奋笔疾书的选择。盛成1934年在《我怎样写我的母亲》一文中坦言：“可以说露意莎的黑头发、红衣裳、活泼开朗和《第九交响曲》是我对文学发生兴趣时最大的关键（除了母亲），同时我相信，女子不都是钱做的，女子的爱情，可以培植文人，可以教育天才的。”

“慢慢地我想写一本书，这本书要有《神曲》的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是饿肚子者的朋友、痛苦者的知音。”

“但丁拿他的爱人和他的圣人来领导《神曲》……我的母亲一生一世教训我们，她真是我的圣人，我心中老觉得别人爱我是一时的，我的母亲爱我是一世的……我何必去找爱人来做我的向导，我自然要找这位爱我一生一世的母亲做‘人曲’的主宰。”

不过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可得到的爱情和无以回报的恩德，盛成却在胸中建起了一座乐园，将她们一一典藏，精心呵护，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容颜刻在心上，把那些无私而暖心的关怀融入血液。因为初恋佩亚学的是桑蚕，令他铭心，他留法时最早也研修了桑蚕；因为异国第一个情侣亚美尼亚姑娘海涯思丹，女扮男装保家卫国，令他敬仰，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的他亦弃笔从戎走上了抗日前线；因为与大诗人普希金的恋人有着同样的芳名，俄罗斯姑娘丹娘促成他日后翻译了普希金的最后一部叙事长诗《茨岗》；因为与另一位俄国犹太人滴娜的深情，使他将女儿的名字取名为“滴娜”。还有，为了感谢保罗·瓦雷里的知遇之恩，他为大儿子取了“保罗”的名字；为了感谢美藉妇女碧西对他留法时的资助，他为大女儿取了“碧西”的名字。这样盛家，就成了一个世界的“盛家”，跨越东西，结缘中外的“盛家”。事后想来，恋爱之爱，友情之情，不都是延伸了、放大了、升华了的母爱？母亲不过是爱人的明日，爱人不过是母亲的昨天，这岂不就是心中追求的另一种亲情、友情、爱情的“归一”。

“多少年来多少事，多少玫瑰多少刺，多少血泪洒东西，多少相思多少字。”声声感慨中，盛成清晰地听到了年逾花甲的老母在呼唤，恍然大悟中，盛成更加思念大洋对岸的家乡。

《我的母亲》就是心灵深处开启故园大门的灵性钥匙！